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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法同路人 洋务派问题（第3页）

太后默然。

这里的傅相，就是李鸿章。

让我们再来看看张之洞。

张之洞也是晚清的一位奇人，早岁科场得意，年方十五即为乡试解元，而后又成殿试探花。

由词臣而学官，而疆吏，一生仕途顺利。

这个人可谓聪明绝顶，机运绝佳，论考试名列前茅，做学政名高政著，列台谏号称直谏，为疆吏政声显赫。

其实，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聪明机智，胆识过人。

他曾经名列晚清“清流”

之列，常常给前期的洋务派出难题，但是后来，待他做了疆吏，却依样画葫芦做起洋务，而且搞得比谁都火爆，因为不这样，他就成不了名臣。

他曾以敢谏出名，却从不像其他直筒子的御史那样因犯颜直谏而丢官。

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引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

案发之后，朝野上下闹了好几年，因事牵西太后特别宠爱的吴棠，所以始终不得平反。

其实，张之洞早在于四川为学政时就对此案真相有所了解，可是一直等到事情闹大了（连国外都知道了），才出面连上数折，有意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者孙定扬顶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张之洞也由是声名大振。

另一个使张之洞获得“直谏”

名声的案件也透着他的冰雪聪明。

事情发生在1880年，一次西太后命太监挑八盒食物送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出宫时因事先没有与护军打招呼，护军按规矩不放行，太监恃宠将食盒摔掉，回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礼。

西太后大怒，立即罢免护军统领，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

这件事也闹得沸沸扬扬，大臣进谏，西太后一概不听。

结果张之洞以为西太后的自身安全考虑出发的劝谏（违反禁军护卫制度，以后宫禁将无宁日），却使得西太后听得入耳，不仅护军得以保全了性命，太监也受到了一定的惩罚。

此事过后，张之洞名声更大，从此为他日后的腾达铺下了基石。

出道时间不长，官位不尊的他，在清流党中居然居于领袖地位。

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时为大学士，极品大员——笔者注）为青牛（清流谐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实际上，张之洞两次直谏之所以奏效，关键在于他善于观察和判断进谏对象的心理与好恶，揣摸其脾味，而且洞明世事，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进谏的同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所以，看似犯颜的直谏，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却有绝大的利益）。

后来，他为疆吏、办洋务也是如此，工于心计，官做得很聪明，善于机变，虽然乐于为国家、为朝廷着想，但自己的算盘也打得很精。

由于在清流党的一段经历，使得同样出身翰林的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处世方式、为政风格上大不相同，李鸿章往往会取韧的战术，关键时还会打“痞子腔”

，在现实和声名之间，他更看重现实。

而张之洞则更注重自己的声名，更在乎他与朝廷之间的“名节”

。

像签订《马关条约》这种事情，不论情势如何，张之洞大概是不会干的。

但是，张之洞却与李鸿章一样，对维新变法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由于李鸿章的失意和被维新派有意冷落，张之洞的表现就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与对李鸿章不一样，维新派对张之洞的关切投桃报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情投意密，关系十分融洽。

在康梁组织“公车上书”

的同时，张之洞连上疏奏，要求拒和抵抗，与康粱的奔走遥相呼应。

当康梁组织“强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