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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第3页）

与补丁传统几乎同样有害的是改革者的求全之念。

一方面，从洋务运动的教训中，维新派得出的结论是学习西方不能枝枝节节，变革必须全体皆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学一而弃其他，则一也难成。

梁启超有段话非常有名：

今之言变法者，其犖犖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

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邮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戈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

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平？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

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胶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

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入，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

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

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

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焚之，故百举则无一效也。

这就是康有为“一变俱变”

理论的阐述。

这种以政治变革为纲，全面开花的变革理论，其根据有点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

自戊戌以后，这种理论一直都很有市场，其逻辑的顺延就是近代纯理论中的“全盘西化”

论。

而中国的近代化之旅，也就是从变器到变制再到变革思想文化，沿着唯心的路线前进，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依旧是没有多大效验。

诚然，这种理论并非没有道理，讲起来也很吸引人，有说服力。

但是，绝大多数信奉这种理论的人却忘了一个前提：近代化变革不是外发行为，也不只是政府行为，它归根结蒂是要靠一个民族的自发力量，只要自发力量成长起来，依靠资本和市场的魔术棒，近代化所需要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不需要人们刻意地去安排。

一个传统社会，在近代化之初固然需要有政治力量的促发，但善良愿望更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将事事都安排妥帖。

将西方的某种文化因素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种种扜格与冲突，让引入者觉得必须连锁性地将其他相关因素也引进来，甚至好像只有将原生地的文化环境也搬来方才适意。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历程来看，追求全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诸方面的配套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各国近代化的速度虽然有差别，但却总是在向前走的，并没有因为种种不配套而停滞不前。

只要本民族内部的自发因素膨胀起来，引进的西方因素久而久之自然会在与环境的磨擦与互动中产生变异。

引入的东西，也只有出现变异，才能在本土生根，近代化也有民族特性，原因就在这里。

尽管这种种的变异会让人觉得好笑甚至难堪，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近代化总会要有阵痛。

康梁求全之念的毛病就在于他们没有跳出那种以官权安排变法的老套子，总想一步就将变法诸事安排妥帖，搞现在人所谓的系统变法，不致让陈旧的因素来妨害引进，妨害新法。

造成事事新、面面新的局面。

然而，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厢情愿，结果是导致变法没有主次，抓不住要害。

就是没有政变，这种变法也会走弯路，我们只要看看庚子之后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的新法就不问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