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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百姓眼中的康党（第1页）

四、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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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党”

是顽固派赐予维新派的蔑称，不过康门弟子却对此自承不讳，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吾侪亦居之不疑也。”

在上个世纪之交的那些个年月，几乎所有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的知识分子，至少从思想感情上，都有过“康党”

的身份。

那是个“康党”

独领**的年代，后来很风光的孙中山的革命党，在那时非特没人理睬，而其自身也没完全断了改良的幻想。

以往说到维新派，学术界总习惯于将之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每逢提到戊戌维新，总要先行陈列一下中国当时那点拿不到台面上的民族资本，进而将维新变法的失败，归结于这个阶级的稚嫩和不成熟。

其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民族资本家，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

埋头创业的商人们的多数，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生怕被牵连致祸。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至多不过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

康有为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在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如王充、范缜、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等，但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学识和见地，使他们的思想中有了生剥活吞、消化不良的西学成份。

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败，没有甲午战后瓜分中国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势，万木草堂的师生们大概也与他们的先辈王韬、冯桂芬等人的命运相似，只好著书立说以终老，未必有机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党”

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中国命运）的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特别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急于报仇雪耻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称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之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的“狂人”

。

作为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者，维新派的确“狂得其所”

，一支支毛锥摧枯拉朽，涤污**浊，振聋发聩。

但是在那个时代，被时务体妙文所唤醒的只是那些有心救国且思想开化的士人，而老百姓的大多数却依旧被文化保守主义的迷雾罩住，他们虽然痛恨外国人的侵略，却只幻想回到过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绵延几十年中打洋灭教中积累起来的仇恨，在变法运动的时候达到鼎沸，农民对西方的敌视，使他们连带着对一切向西方学习的行为表示不解和反感。

在变法运动期间，农民对变法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和并不惊人但也非常明显的敌意。

老百姓与维新派之间是相当隔膜的。

长期以来，统治者一向执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肉食者谋的政治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让老百姓了解真相。

所以，老百姓除了交粮纳赋之外，一般很少与政权打交道，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无论是朝廷的党争，还是政策的变化，只要不在赋税上有所反应，老百姓总是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太清楚朝廷政争中的正义和不道德，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了解真相。

老百姓对忠臣义士的同情心，一般只寄托在戏台上人物身上。

一般老百姓实际上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

也许是由于时间持续得不久，而且也没发生战事，更关键的是维新政治几乎与他们无涉，所以，在近代历次重大事件中，维新运动在农民中留下的印象最为淡薄。

一位研究者写道：“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

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的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一、‘南洲门设站’；二、‘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三、‘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

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也是难免的），所涉及的各方各面，大都一时与老百姓不相干，所以没有什么人会把维新变法当成“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