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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百姓眼中的康党（第4页）

在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对戊戌维新变法的一种反动，甚至把西太后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看成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老百姓反帝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积聚，更忽视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普遍的贫困化。

而后者才是一场大的民众运动爆发的基础。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维新变法正好赶上了一个多么难办的境遇。

即使他们在政坛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也将面临如何扭转民众情绪的艰巨任务。

一般老百姓不是有知识的士人，正在非理性的反侵略和排外情绪的浪尖上，却要接受学习西方，善待洋人（包括传教士）的政府政策，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难了。

应该说，维新派对西方和西方人特别是西方教会的态度是合适的。

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目的，却能以十分谦逊和十分开放的态度向西方学习，而且能忍辱负重，向刚刚野蛮侵略了自己的日本学习。

他们对基督教一般持一种比较理性的客观态度，康、粱、谭诸人均把它与孔教、佛教并列，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他们虽然对基督教的活动不无警觉，但均能冷静地分析它的长处和缺陷，如康有为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世间事，其精备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法二门也。”

他们对盲目打教闹教的否定和对教会的保护，也不失为冷静之举。

面对于中国士大夫有开化启蒙之功的英美新教的传教士，维新派与之关系非常密切，彼此都对对方大有好感，梁启超说李提摩太是维新运动的良师益友，在变法的危急关头还曾向其求救。

传教士也对维新派印象不错，李提摩太甚至于幻想康有为可能会入教。

按道理说，维新派的举止都是无可厚非的，将所有传教士都冠之以“帝国主义分子”

的头衔是否合适，并非我所要回答的问题。

但是，不论这些传教士真实的居心何在，他们在戊戌维新中的表现总还是友善的，维新派争取他们的帮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合理的，因为变法需要国际援助，而通过传教士争取这种援助确实是一种合适可行的途径。

问题是，维新派在做出上述的种种举动，恰恰是农民所嫌恶的。

当维新派把自己处于与农民思想感情所对立的地位时，显然忽视他们将要面对的困境，至少对这种困境估计不足。

更为可虑的是，他们往往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全然没有估计到这种情绪所蓄蕴的巨大能量，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当然，在维新运动最初的年月，在策略的运用上一时还无需争取民众的力量，因为属于上层政治斗争的变法活动，民众的声音没有多少分量。

而且在那短短的几年里，维新派还没有精力来搞民众启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他们应该清楚，民众的分量最终还是会在改革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民众的觉悟，近代化毕竟还是无法实现。

一般老百姓对维新派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维新派毕竟分属境遇悬殊的两个阶层，在文化上也分属不同的层次，只有士人（而且是家境不错的士人）才有可能接受西学的教育，形成较为理性的文化意识，而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对维新派的种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爱国与反侵略的因素。

然而，维新派顽固的英雄史观却使得他们总是踞高临下地看着老百姓，只看到了老百姓的愚昧，却没有对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连这种引导的意识都没有。

如果说在变法的当口没有精力和时间的话，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义和团充满了仇视，认为团民就是后党和暴民（这一点他们远不如革命党人客观）。

他们把老百姓的愚昧、落后和封闭视为绝对化的模式，眼里只有士人。

其实，正如以往出身农家的士子往往要显露出比世家子弟更为优长的才干与见识一样，农民接受新事物、新道理未必就不如士大夫，至少要比那些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要强些。

当然，我们在此责备维新派未免过于苛刻，在那个时候，让维新派充分地理解农民，充分重视开民智（不是绅智）的重要性，并不现实。

农民思想意识的整体性改观，客观地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正确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那个时候还远远不到火候。

这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自从戊戌以来，老百姓的麻木、落后、愚昧以及散漫的状态常常令思想家们心灰意懒，这也说明了这项工作的繁难。

幸好，值得欣慰的是，在变法失败后，愤激之下要“挑战四万万群盲”

的梁启超，在庚子之后，终于开始艰难的民众启蒙工作，他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与大量的俗语报、白话报一道，把一点一滴的国家、民族、世界及科学的常识灌输给民众。

只可惜，这种尝试没有坚持很久。

老百姓看康党，似乎看错了，可是康党也部分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