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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言之臣顾问之功（第2页）

光绪与康有为谈了些什么，他们两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能暗中监视的小太监也知，但光绪没说过，小太监也没留下份“监视报告”

，而只康有为却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

。

不过恰是由于这份载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录过于详细，才让人难以全然相信它。

疑窦之一是时间不对，既然不可能是康有为说的两个半小时，那么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里，绝对不可能谈那么多内容。

疑窦之二是情景不对，据张元济回忆，他与光绪见面时，恍惚看到窗外有人影（那个时代干特务的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技术尚不纯熟），明显处于监视之下，因此，两人并未谈什么变法的实质问题，更多地是谈张元济所办的通艺学堂的情况。

张元济“叫起”

（宫内召见的代用词）尚且有人监视，大名鼎鼎的康有为那就更得有人盯着了。

这一点，无论光绪还是康有为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尽管双方都渴慕已久，但谈起话来却不能尽兴，更不能畅所欲言。

所以说，光绪与康有为的谈话，最大可能是关于变法的技术性问题（大政方针康在奏折和进呈的书中俱已详陈），比如当时最迫切的翁去后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络问题这反映在康有为年谱上就是康有为要光绪：“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尝，破格擢用。”

一段话连用两个“擢”

字，可见其急切！

（康有为当然首期光绪提拔自己，但光绪却别有主意），关键就是倾向变法的人在军机处里要有位置。

其次可能是关于下明诏和交部议的技术问题，因为皇帝上谕一般要由军机处来草拟（承受谕旨，回堂拟写），如果谕旨下到军机处，大臣就可以驳议（即与皇帝商量），如果不由军机处来拟旨，原则上也是可以的，因为军机处原是后添的中枢机构，不由军机处拟旨，下到军机处的就是“明诏”

，大臣就只好照办了。

只有类似的谈话内容，才符合当时的政治情势，也才与会面的时间相匹配。

《光绪朝东华录》对光绪召见康有为事有记载，与康有为自己所说的两相对照，可以扣掉康说的太多的水分：

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于仁寿殿，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

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

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

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

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权，而待此辈之大臣亦祗当如日本待藩候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不必尽去也。

上然其言。

这份记录也有以结果推测内容的问题，以见前与见后康之表现来看，他未必会建议“不加其官”

而只许专折上奏便了事。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史载，总要可信度大些，因为康有为尚来不及在此大作文章。

即使受康的影响，也不会太离谱。

不管怎么说，这次会面还是很重要的，它毕竟是清朝皇帝与维新派首领的第一次面晤，通过这次会晤，康梁真的成了变法的政治顾问，他们对变法进程有了更多的干预。

然而这种干预和参预却是通过与康有为原来料想的并不相同的方式完成的。

光绪虽然长于深宫，但并不糊涂，这也许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特点，不论贤愚不肖，神智都很健全，他十分清楚康有为的心意，也认可了康有为的主意，从而更加认清了康有为的价值。

他亲切的姿态和谦逊的态度使得康有为大受感动，可以说他以独特的帝王风范征服了这位一向自命不凡的康圣人，使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忘怀于光绪（未见光绪之先，尽管也主张学日本，主张搞君主立宪，但却未必对君主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执迷于保皇，成了他以后政治生涯的一大特点。

但是，光绪却决计不把康有为超擢到身边来当顾问，承受这种被召见的旷古奇典的康有为，仅仅得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总理衙门上行走六品衔的小官，连梁启超都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前面说过，康梁并非优秀的行政人才，这一点光绪帝通过几番摸底，想必是清楚的；而另一个重要因素促使光绪不提拔康有为，就是这几年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名声，这种名声太大了，大到了树大招风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