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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冗政的威力 棉花套阵（第4页）

其余所有的新政，象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废八股，兴学校，无一不陷在冗政的陷阱里，左右为难，动弹不得。

连刘坤一这样洋务派重臣，对经济改革也消极观望，推倭不办，他居然说什么“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

。

对于新政的一道道上谕，他公然告诉下属，“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

。

在《劝学篇》里高喊变法的张之洞，这时也非常消极，至少一只脚已经从改革的潮流中拔了出来。

连洋务派都持这种态度，其他的人就更是纹丝不动，干脆就置之不理。

时人所记，说“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

。

至于象两广总督谭钟麟这样的顽固派老朽，竟然公开抗拒变法诏令，尽管光绪已明令废八股，但他在广州书院的考试中仍有意用八股试题。

梁启超将这种情况归之于光绪无权，无法杀一儆百，“上虽盛怒，数日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者，以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

。

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许多督抚之所以持观望态度，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西太后的介入，看到了变法已经成了帝后之争，显然，他们不乐意冒身家性命之险而站到光绪一边。

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本身就存在的冗政机制，在近代体制的国家中，类似中国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拖沓、推倭，以对策应付政策的局面是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如此严重，以致到了整个毁掉新政的程度。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冗政现象本是这次变法政治改革所要改革的东西，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冗政击败了改革。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屡见不鲜，纵然光绪帝握有实权，这种现象也是改革之途上的大山，要想逾越之，还是相当难的。

冗政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超越制度的品性，即使相应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种现象却还可能在肆虐，这已经成为一种特异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这种现象也常常令最高统治者头痛，因此，每有整顿吏治之举，第一项是惩贪，第二项就是整顿玩忽和疲沓。

相对来讲，贪污还好整顿一点，但玩忽与疲沓却象癌症一样无法医治，除非这种“官僚病”

正好让微服私行的皇帝撞见，或者直接损害了帝王及某权贵的利益，才会稍稍受到抑制。

实际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恰是那绝对的皇权。

封建专制体制的发展趋势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上，原先尚可起一定平衡作用的相权，到了明清，也被取消，原来对皇权有劝谏功能的台谏制度也变成了只监视臣下的都察院。

可惜，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眼睛也只有两只，又不肯由别人代劳处理政务，所以只有依靠层层的官僚塔来维持局面，在绝对的皇权底下，人人都不敢负责也不能负责，所以推诿和疲沓就变成了必要的保护剂，它至少能减少因事件责任而导致的“龙颜大怒”

所带来的伤害。

搪塞、诿过，偷梁换柱的文牍的功夫，也是皇权底下官吏瞒上、自保、谋利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近代化的政治变革中，一下子就撞到冗政的软墙上，显然是一种不幸，但也绝非能单纯依靠君主权威的雷厉风行所能克服的。

况且在晚清时节，就是西太后主持变法，也要对地方督抚让三分。

庞大而富有自组织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是中国近代化政治改革的巨大障碍，不仅是制度，还有几千年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与习惯。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相当幸运的，它们维新前公武分家的二元政体，实际负责全国政务的幕府政府虽然有自己的班底，但它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在维新的武力角逐中，失败的幕府势力因为政治与军事的失利而丢掉了自家的政府机构，而天皇周围本身又没有全国行政机构，这样，维新派就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班底，而并不用担心旧机构的反抗与阻碍。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的近代化之途都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