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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化论与张三世（第3页）

但是，正如康有为改宗今文经学并非要严守今文经学派的“家法”

，作为个皓首穷经的经学家一样，他是“说经家一野狐”

，所以他提倡“通三统”

与“张三世”

绝非《公羊》之原义，他大胆地跳出了今文经学的窠臼，引入进化论作为他“通三统”

与“张三世”

说的灵魂。

这样他的“通三统”

与“张三世”

以及附带着的《周易》变通思想就不再含有“循环”

的意思，而寓不断变化、不断进步之新意。

还是他的大弟子梁启超深知其师，他说他的老师“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

今天，已经不好查证康有为的这种思想受了严复的多少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影响肯定是有的。

虽然严复“达诣”

的《天演论》问世时，他摆出一副早就知道不足为奇的架式，对梁启超大言刺刺地说：“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

可是康有为所知道的那点进化论常识，与严复根本不能相比，仅靠那点桶底，他既倒不来多少给学生，更不好用它搭建理论。

因为，只是在《天演论》初刊本或曰手抄本（1896年）出台在先进士人中间广泛流传之后，康有为的“张三世”

理论才具体地与人类社会政体演变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进化的梯阶理论。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详细阐明了这一理论，他侃侃而谈道：“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

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

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

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

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社会进化阶段划分与政治制度的判别无疑是相当幼稚的，既分不清君主政体与前君主政体，说不清议会负责制与总统负责制之区别，更无从谈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演进。

但是他将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张三世”

的“太平之世”

相提并论，明确把社会政治制度的进化的目标定在西方近代政体上，这样“张三世”

的社会进化理论才被赋予了近代化的意义，给维新变法开了一张合乎历史潮流的通行证，也即为合乎“天演”

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