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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议员和议郎（第3页）

事实上，梁启超已经把开议会作为治疗中国人一盘散沙毛病的一种药方。

孙宝瑄在当时有过一种设想十分有趣，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尚未面世之前，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他关于议院的憧憬和理想。

在他的理想社会里，议会居然成了社会的骨架：“吾思数千年后，地球诸国及省府县乡，道里广狭必悉同。

乡立议院，家出一人入，议治一乡事。

县立议院，乡出一人入，议治一县事。

府立议院，县出一人入，议治一府事。

省立议院，府出一人入，议治一省事。

国立议院，省出一人入，议治一国事。

合大地立一议院，国出一人入，议治万国事。

当是时也，国无强弱，家无贫富，人无尊卑，无仁暴，无愚智，所谓远近大小若一，盖合符也。”

显然，梁启超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西方议会开会时的情形，更不了解议会政治必须与政党政治相配套，而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恰恰是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议会开会就是在辩论或者说是在争吵，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联合、分化、重组，再加上游说与交易谈判，议会政治至少从外观上像个吵吵闹闹的“疯人院”

。

像中国维新派所想象的那种通过议会开会达到上下一致、全国一致的情景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对外宣战，也有人提出反对动议或者投反对标。

议会的作用在于民主议政，在于集中多数意见最大限度考虑合理性地立法，更在于将政治过程公开，通过政党间的竞争达到监督和优化选择，也是为了与行政与司法部门分开，达成一种权力的制衡，在动态中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不致于因行政首脑个人的因素影响政治大局。

这一切，当时的维新派中的多数是不可能了解并体会的。

议会毕竟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内容，代议制的确是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但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功能与运作形式也不尽相同。

议会政治不是能够单独存在的政治制度形式，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机制与政治文化环境相配套，议会非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祸乱之源。

说到底，制度并非神通广大的魔棒，只要挥舞起来，就会立即出现奇迹。

当然，这个道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人懂得了一些。

对于梁启超来说，他是自组织进步党参加议会竞选而后又作为内阁成员面对大打出手、墨盒乱飞的开会场面之后，原来过于理想的议会图景才逐渐消失。

颇为令人奇怪的是，曾经把开议会作为政治改革中心内容，并且几乎把议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维新派，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居然十分轻易地放弃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议郎”

又变成了制度局的“才隽之士”

。

制度局与议会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一点连康有为自己也清楚。

制度局更像是一个光绪的新军机处，而希望入选其中的康梁谭诸人则是没有头衔的军机大臣，是首辅更是宰相。

使他们一改初衷的最直接原因是皇帝的态度与变法改治的现实，为了能够迅速而尽量减少障碍地进入中枢，指导变法，牺牲一下理想当然也是可以的。

康有为虽然从书上知道议会如何如何的好，但“纸上得来终觉浅”

，进入政治现实之后，他还是更习惯采用原有的形式，利用传统的议政、辅政方式才更方便、快捷，因为传统士人出身的他，血管里流的都是这种出将入相，致君尧舜的血。

使他们暂时搁置议会的远因是出于对民智不开的忧虑。

就在梁启超考证了一大通古议院之后，他的结论居然是当今的中国不宜开议院。

（古已有之，为何今日不可？）“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

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

而在当时，并非所有的维新派都认为只有等到民智已开才能开议院的。

谭嗣同和林旭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曾主张开议院。

而孙宝瑄也认为：“苟开议院，则无论民智民愚，皆可不乱。

何也？议院开而行公举，则贪虐之吏必尽去，而民之贫困者渐少，盗贼不起，乱何由作乎？”

以政治清平的角度，认为即使民智不开，也要开议院。

到底谁对呢？从现实策略来看，康有为可能更合理一点（但同样碰到了西太后的痛处），而从理论上讲，也许孙宝瑄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