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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铨选的难题 科举与八股（第6页）

而要之必予以出身，学以荣途，给以翰林、进士、举人之名，准以一体乡会朝殿之实。

梁启超的中策，科举不废，八股依旧，但是把几乎所有新学的内容掺进来，将八股一科挤到一个小角落去，任其自生自灭（其中明经一科，还指定非用今文经学派观点，或者说用《孔子改制考》的观点不可），一如唐代以诗取士的进士科挤扁明经、明算诸科一般。

梁启超的下策的精神与中策一样，只不过是不分科而已：

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童子试非取录经古者，不得入学，而经古一场，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先学。

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

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策对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考试学差试差，亦试以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试。

如是则向之攻八股哦八韵者，必将稍稍捐其故业，以从事于实学，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梁启超这上中下三策，要数下策最不实际，主持者无法操作，应试者也无从措手，应试举子既不能扔掉八股制艺，又要研习新学，而且必须文理兼通，即使学声光化学制造的人也必须精通时务政治，不然不是童子试就被刷掉，就是殿试落马（虽说清朝惯例殿试不淘汰，但不完卷者依然也要落第）。

这种旧瓶里老酒不倾再装新酒的下策，虽然梁启超看来还差强人意，但实际上却是货真价实的下策。

类似梁启超下策的主意，康有为也曾提出过，在当时改革诸重大问题上，康梁基本上是一致的，梁所发的议论，由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全出于康有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上中下三策实际上也代表了维新派整体对科举改革的认识。

应该说，中国士大夫的意识导向代表了中国整个上层社会意识倾向。

即使在八股制艺的选本满街都是的时候，真正的读书人对此也很不以为然。

桐城派的祖师方苞曾奉皇帝之命编选过八股标准范本《钦定四书文》，他也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即八股——笔者注），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

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其脱籍于诸生而仍如此者尤心非焉。”

前面引过的徐灵胎讽刺八股的“道情”

，不仅袁才子袁枚引用过，连位列公卿的梁章钜也在自家书里照录不误。

这说明他们都不把送给他们乌纱帽的八股当回事。

就是皇帝老儿对八股文也不见得真的重视，康熙与乾隆一生做了不少诗文，可是就不见他们玩玩八股，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只选了少数的明朝八股文作为标本，其余的一概不收，可见乾隆自己也并不认为八股文算个什么东西。

由于有这种对八股名为尊崇，实际上鄙夷的社会心理氛围，废除八股在社会上层其实阻力并不大，不论看中新学还是固执于旧学的士大夫，都认为八股是无用的。

光绪对维新派废八股的呼吁很有同感，他对中国士人尽为无用之学的现状非常不满。

对于废八股实际上朝中大臣，也就是刚毅这种不学无术之辈才公然出头作梗，其他人算上十分顽固的徐桐也无异词，显然，他也感到不便出面阻拦，西太后也是相当痛快地同意了光绪废八股的举动。

梁启超保留八股的下策，实有过虑之嫌。

就这样，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光绪即下诏谕令自下科开始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为试策论。

接着又公布了科举改革后的具体实施办法，改革后的乡会试仍分三场：一场考历史及清代政治；二场考时务对策；三场考四书五经。

三场考试的文体均不得用八股体，而且针对以往八股取士时考官偏重楷法，但求文字漂亮之弊，强调考官“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

。

最后出台的科举改革举措，其实就是梁启超的下策的改进版。

大概当时梁启超出这上中下三策时，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就废掉了八股。

是不是因为有点学问的人都不屑八股，再加上西方挑战造成的巨大压力，废八股就十分容易了呢？显然不是这样，对废八股不满意不高兴的还是大有人在。

这些人当然也并不是真的从理智上认为八股有用，对于他们来说，对八股的依恋多半是出于习惯，出于作惯了八股不玩弄技巧玩到繁复的地步就觉得不过瘾的习惯。

张中行先生曾提到一位老秀才说：“现代文没有技巧，没有味儿，看着没劲。

至于八股，那微妙之处，简直可意会不可言传。”

许多八股文做多了的三家村学究，就是有这样的一笔瘾，也许正因为如此，进入民国以后，类似八股文文体的东西还仍旧在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

八股文其实并不是一种容易掌握的文体，能把八股文做得四平八稳，让人什么错处和疵点都挑不出来，没有十几年的功夫和相当的才智是做不到的。

如果有谁不相信的话，那么试着从当今文学家再加上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中随便拉出一个人来，命他去做八股文，那么百分之百人家是要交白卷的。

好不容易得来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