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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古代的地震（第2页）

古代救灾设备有限，医疗条件更有限，因此，地震到来，政府基本上不作为，负责任的地方官，顶多维持一下灾后的治安，协助民间组织处理掩埋一下尸体。

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也不高，并不指望他们做更多的事帮助灾民。

如果有地方官做了一点，很可能会被老百姓总惦记着，活的时候立生祠也说不定。

其实，那个年月，倒是水旱蝗灾，对于国家和百姓，威胁更大，政府的防范和救助力度也要大得多，摊上这种灾害，地方官必须卖力救助，否则会被追究。

因为这样的灾害，往往会造成大规模的民生问题，弄得不好，就会危及统治的稳定。

与政府对地震灾害的基本不作为相比，地震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度却相当之高，按道理，只要在统治区域之内，哪怕一点小地震，都是要被记录下来的。

这种事，由皇家的天文兼历史记录的部门来管，具体地说是由太史管。

张衡发明地动仪，不是为了预报地震（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记录地震，因为他老兄，就是官拜太史令的。

显然，在古代，地震和日食，彗星出现乃至月蚀一样，都属于一种象征性的灾异，属于上天对地上统治者的一种警告。

当然，地震可以造成某种具体的伤害，而日食和彗星则没有，但它们的出现，基于自身文化的某种因素，引起某种恐惧的联想，则是一样的。

正因为如此，地震才如此地被高度关注，关注之后，却又基本无作为。

天人感应的学说，是董仲舒老先生总结出来的，但在他之前，统治者也大体是这样认为的。

史书上记载，每逢日食，天子都要换上一身素，戒斋若干日。

只要接受君权神授的学说，就得随时忍受时不时上天垂儆这种难受。

说不作为，当然也不尽然，皇帝和大臣们自我检讨肯定是会有的，如果地震足够强烈，臣子的奏章一定会如雪片似的飞上来，皇帝肯定装模作样地下诏书，检讨一下近来的过失，如果赶巧刚做过某件亏心事，那么就会赶着纠正。

有的有心计的皇帝，也许还会借机整顿一下吏治，把某些令人讨厌，但又没有什么办法赶走的大臣赶走，或者趁机改变某些政策。

不是对所谓救灾不力的官员下手，也不用追究制造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整顿，找的都是所谓据说作为令上天不愉快的官员的茬。

一个象征性的灾异，对于聪明的统治者，就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

自然，通过这些检讨和反思，受灾和没受灾的老百姓，也能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毕竟，人家贵为天子，都自我批评了。

什么时候都一样，政府有自我批评，比没自我批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