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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帅府（第2页）

一般来讲，纸制的文物保存最难，但大理有关杜文秀的亲笔书信、文稿、讲演记录，却相当多。

这些文物，在我看来，真的假的都有，有些假货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

展品中一个名为杜文秀在“民情访查队”

出发时的讲话的文件，上面居然有“帝制已除”

、“清朝残余势力”

、“土豪劣绅”

等等民国时才会有的提法，而且通篇讲话，全然现代人口吻。

一份判决书，上面居然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等语，“革命”

、“反革命”

，甚至“反革命叛徒”

之类的话，也随处可见，怎么看都不像当时人说的。

而且看展品说明，说杜文秀的民情访查队，很像是后来八路军的工作队，下乡去访贫问苦，打倒土匪恶霸，发动群众来着。

当年中国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而所厚之今，又以农民战争为首的五朵金花最为灿烂，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几十年雄踞史学塔尖的显学。

只是显学之显，不仅在于重视，而且在于美化。

然而，不幸的是，文献上留下的东西，恰好丑化居多，于是乎，研究者开动脑筋想办法，动手动脚找材料，访谈口述，甚至带着倾向访谈口述。

征集文献，文书实物均可。

最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研究或者写文章歌颂农民起义的时候，往往带着一个暗含着的框子，有意无意，以红军、八路军的影子来套那些当年的草莽英雄。

红军八路军发动群众，农民起义军也发动群众；红军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义军也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农民起义军也秋毫无犯。

就像某大作家写李自成一样，写着写着，李自成的老八队，就变成了老八路。

最后，连征集来的文物，访出来的口述史，都个个合乎当代研究的调子，从口气到内容上，都越来越革命。

由于比照红军八路军，所以，研究者对于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要求慢慢高了起来，一遇到投降行为，就大蹙其眉头，大批叛徒。

李秀成自述一问世，叛徒的帽子就扣上了，辩解者也无非说那是李秀成的权宜之计。

同理，当人们从英国档案里查出杜文秀曾经向在缅甸的英国人献土求救的信件时，对这个起义领袖的歌颂，立即降了调。

其实，就像农民起义很多无非是借以取得招安的台阶一样，革命或者叛徒，根本不在他们的词典里。

同理，在清军大兵压境之际，为了自保，杜文秀的求救也很正常。

一些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政权和团体，没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又有什么感到奇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