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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不说自己是俘虏（第2页）

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

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

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

，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

，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

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

，人家软硬不吃。

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

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

，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

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

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

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

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

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

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

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

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

，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

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

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