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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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假冒的孙天生（第2页）

；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地厉害，说是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将现时中东的人体炸弹提前了近百年，而且更神）。

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满人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的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是让孙天生这样的混混钻了空子。

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乎人意料。

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

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满人的天下，闻警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综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情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

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瀓，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发炮，马上挖墙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

瑞瀓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的娈童（张之洞雅好男风），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

其实，当时的起义者根本就是群龙无首的一群乌合之众，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

士兵们之所以起事，不过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使新军里革命党的名单已经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

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等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个瑞瀓，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

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然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

当然，瑞瀓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

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才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

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

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满人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

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

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

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

当瑞瀓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勖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

奕勖说，这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

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不也是逃走的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

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先锋，实际来了五百），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

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九省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地瓦解。

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

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已经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人称黎菩萨），难道他们连自己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了，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扎实”

。

还有人说，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标）前去镇压，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因此得以一举成功。

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带队的端方才丢了性命。

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劳是清政府。

本来，自1903年开始的新政，虽然行进艰难，但还是有成效的。

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让朝野温和的改革派（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这两者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很是欢欣鼓舞，以为不仅可以稳步推进改革，而且可以正当地分享权力。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由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

这两件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一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

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激起包括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

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沣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

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