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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天真（第2页）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

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

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色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

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恨恨连声之态。

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

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

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有点“做”

的意思。

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

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好，如何孝顺，对兄弟如何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

而且“审讯记录”

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代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荒诞不经。

《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官方学校）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

，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

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

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

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

雍正为了给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搂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

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

，实际未必有雍正想象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

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象。

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的确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