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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恶吗（第2页）

当他们害怕时只有宦官相伴，当他们发怒时也只有宦官做出气筒，甚至关于这个世界的日常常识，也只能通过宦官之口才得以了解。

如果宦官还能想出些法子让他们玩得痛快，那么这些宦官就比亲爹亲娘还亲了。

汉灵帝说他的两个亲信宦官“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资治通鉴》卷五八，汉纪五十）。

其实不过是说出了他自己和众多皇帝的真实感觉。

中国唯一一个写过回忆录的皇帝溥仪说过：“讲我的幼年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

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

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

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其实，溥仪懂事的时候，清朝已经垮台，帝制也废除了，他身边的太监只是那个制度的残余，残余尚且如此，更何况帝制的盛时。

长于深宫的小皇帝如此，就是那些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一旦进了高大的宫殿，不仅会被宫墙，也会被人为地迷雾神化，为森严的制度所隔绝，变得越发依赖身边的这些被阉割了的下人。

汉高祖刘邦，晚年有一度只乐意和宦官在一起，谁也不见。

还是那个曾在鸿门宴上吃过生猪腿的樊哙（人家是皇帝的至亲），不管不顾，生闯进去，摔下一句：陛下难道忘了赵高吗？才算使刘邦回心转意。

刚当皇帝时对宦官深恶痛绝、在宫里立下禁止宦官干政铁牌的朱元璋，坐稳了龙椅之后，就大肆扩大宦官队伍，谁要是劝一劝，就会惹得他“龙颜大怒”

。

所以也难怪那些生长于深宫的“少主”

们，会颠三倒四地迷上那些不男不女之人了。

与皇帝离得近，又招皇帝喜欢，就难免不生出些故事来。

大凡靠近权力中心的人，无论在制度上有没有法定的地位，都会有分润权力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能影响决策人，即使不用嘴巴，行为也可以产生作用。

在世界上古往今来，无论任何政治体制，没有一个最高决策人能够完全依赖自己的能力做出所有的决策，他必须依靠别人的智慧，有时干脆就是别人定了盘子他画圈。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孤家寡人的制度，坐在金銮殿的皇帝老儿，当然没有“民主集中制”

来给他集思广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咨询的人非常有限，真要是碰上了难心事，固然可以急来抱佛脚，下诏征求意见，但也可能是正经主意没有，馊点子一堆，更可能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更糟的是，“高处不胜寒”

的皇帝，必须时时提防人家明里暗里打他的主意，也就是说，他会担心别人给他出的主意是不是在算计他。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小心眼”

来形容皇帝们，但多疑猜忌的确是相当多皇帝的共性。

提防着几乎每一个人的皇帝，偏偏就是不防备宦官。

在他们看来，身份卑微的“刑余之人”

是没有危险的。

因为无论如何宦官做不了皇帝，而其他人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皇亲国戚，都或多或少地是潜在的威胁（兄弟子侄更是危险）。

当然，像明英宗那样，真的要个半路出家的太监王振做“谋士”

的君主并不多，但是，对于许多君主来说，包括一些颇为贤明的君主，都曾把宦官作为咨询的对象。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就曾经就赵衰的任用问题征求过“寺人”

勃缇（这个勃缇，就是在重耳未发迹前，奉命追杀他，曾经一刀削下他衣袂的那个宦官）。

得到和氏璧，而又因和氏璧惹出麻烦的赵王，还不是因为他亲信的宦官出主意推荐了蔺相如，才渡过了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