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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的五四（第1页）

一言难尽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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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过去九十年了，按国人的习惯，凡是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时候，总要有点例行的纪念。

只是，例行纪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难免仪式化，老调子重唱，经过这事的老人还活着的话，还能激起几滴眼泪，而今天纪念过去九十年的“五四”

，连这几滴眼泪想必都没有了，想想未免让人泄气。

不过，好在中国人做历史，一向大大咧咧，过去常说的事，常弹的调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细翻翻报纸，发现漏下的还有很多。

很多事，跟我们的史学家说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说到“五四”

，都把它跟新文化运动绑在一起，称曰“五四”

新文化运动。

其实，单就“五四”

那天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来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太多的关系。

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

前后，学生们也照样会上街，只要巴黎和会山东的问题没有解决，学生们必然要上街游行抗议，找若干晦气的“卖国贼”

出出气，东汉和北宋末年的太学生都这样闹过的。

到了清代，学生（生员）和举子因为政局闹事者，大闹者如公车上书，小闹者如各地考试不公。

大闹小闹，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学生嘛。

“五四”

学生上街，在学生看来，因为是中国要亡了，为此他们中有人割破指头，写了血书。

但是，当时的中国情形，其实还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比1915年初，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时刻，处境要好得多。

近邻日本，原来凶神恶煞的大隈内阁垮台了，换上的新人，扬言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不要什么抵押就借给当时的北京政府大笔的日元。

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导下，押宝押对了，变成了战胜国，虽然说处境没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赔款德奥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连当年被德国人抢去的古天文仪，也还回来了，连耻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战胜”

四个字。

但是，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胃口很大。

停战日中国人的庆祝，相当隆重，北大的师生跟后来的“五四”

游行一样，也唱主角来着，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演讲。

大家（包括陈独秀）都觉得这回总算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中国人也该直直腰了。

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之大，不仅打算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而且想全盘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

可是，一战的结束，就跟它的爆发一样，都是丛林时代的产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没有过时。

巴黎和会的确像我们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是个分赃会议，会议的发言权，是按国家实力分的，第一等强国英法美日意，有五个代表。

第二等的有三个代表；最末一等的，只有两个代表名额。

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属于大国，理所应当有五个席位，兴冲冲派去了五个代表，结果，到会场才发现，自家被排在最尾，只有两个席位。

此时的中国，还属于案板上的肉，处境比战败国稍好一点，但是自家的某些东西，也明摆了是要被人家分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