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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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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

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

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

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

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

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

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

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剧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

，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

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押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

蔚然成风。

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

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达官贵人，同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可以借机得到大批政府的订货，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甚至直接变成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

明朝到清朝中叶的盐商（徽商），晚清的晋商的票号业，都是会馆的杰作。

而徐润、郑观应，乃至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富埒天子的官商，也跟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雪岩是红顶商人，盛宣怀则是商人红顶，因为他最后变成了朝廷实任的邮传部尚书）。

官商勾结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李鸿章和一些淮军将领在1872年兴建安徽会馆之后（估计资金也是商人报销的），一反会馆常规，特意规定，会馆除淮军将领之外，其他人员不得入内。

这到底是欲盖弥彰还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说不清了。

反过来，可以说明当时会馆官商勾结风气之盛。

当然，商人所要联系的，并不限于官府，一切有权的人，或者跟权力中心沾边的人，都是他们联络的对象。

比如宦官，六部的书吏，军机大臣家的长随等等，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以后，各国占领军成为北京城实际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生存，同样要跟他们拉关系，联络感情。

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日记里曾经记录过商人请看戏的情景，地点在湖广会馆，热情的商人将瓦德西迎到雅座，为看戏的洋人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不像中国人之预备瓜子和茶水），特地邀来名角，知道洋人喜欢翻跟头打把式，所以把武戏的分量加得很重。

可惜，瓦德西一听锣鼓声响，头就大了，半途退场，生生辜负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举废除以后，会馆开始式微，进入民国之后，北京虽然一度还是首都，但由于中国政治呈现多元状态，它的地位开始下降。

一部分会馆成为一些穷京官和来京读书的外地大学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联络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则逐渐被管理者霸占，成为他们的私产。

会馆这种官商联系的平台，逐渐没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