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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政治观参政之道（第2页）

，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朝廷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之下，为国家劝募了丰足的军粮，并且参战军旅，贡献计策，稳定了军机。

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元帝入主中原，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贤能，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辅佐耶律楚材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命脉。

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感动世祖而被敕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

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事例，不胜枚举。

此外，佛陀对仁王政治的教化，也是散见于诸多经典，例如佛陀在《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开示，执政者应当心常忧民，如母之忆子，不离于心；在《如来示教胜军王经》告诉身为国王者：“于诸国邑所有众生，童仆作使、辅臣僚佐，应以诸佛所说四摄而摄受之。”

在《长阿含经》说：“君臣和顺，上下相敬，若能尔者，其国久安。”

在《佛说孛经抄》里记载：“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

在《法句譬喻经》中亦提出为王之道，当行五事：一者领理万民，无有枉滥；二者养育强士，随时禀与；三者念修本业，福德无绝；四者当信忠臣正直之谏，无受谗言，以伤正直；五者节育贪乐，心不放逸。

在《金光明最胜王经》则说：“于亲非亲，平等视一切，若为正法王，国内无偏党，法王有名称，普闻三界中。”

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

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

之功。

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

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

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74部384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75部1335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现代信教自由，且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

因此，佛教需要政治的护持，政治不要嫉妒佛教，也不要舍本逐末地只奖励慈善，应该多奖励从事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者。

而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

因此，佛教徒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

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积极关心，当下承担。

因为人在社会上谁也脱离不了政治，佛教徒虽不介入政治，但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所谓“问政不干治”

，这是佛教徒对政治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