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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道情法爱（第2页）

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两岸互通就往生了，所以我们自从那次美国一别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相较之下，同样在大陆一别六十几年的学长智勇法师，我与他在二〇〇八年九月，还能有缘得以再见，就让人感到无比的欣慰。

智勇法师是比我大两岁的学长，但他的学问、能力，尤其口才、梵呗唱诵、佛学造诣等，都远远超乎我多倍以上。

他长于文笔，每个月所写的文章总不下数万字；他的一手草书，龙飞凤舞，有胜于书法专家。

他不但文才超群，而且身怀绝技，虽没有飞檐走壁的武功，但与他较量臂力，十人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我年轻刚进佛门时，简直视他为天人，对他非常崇拜，不但以他马首是瞻，并且待他确如师长一般地做到“推衣解食”

的地步。

他为人非常严明、理智，有正义感，有承担力，对我们一些小学弟严格要求，甚至不假辞色，但都无减于我们对他的崇拜。

我们先后进栖霞佛学院就读，后来他先升学到焦山佛学院，偶尔跟我通信，寄来的都不是薄薄的一封信，而是厚厚的整本笔记本，总是洋洋洒洒数万字，淋漓畅快地大谈他的理想与见解。

到了一九四三年我正式接到焦山佛学院录取通知时，他却遭到院方勒令退学。

原因是他不满当时的副院长，每天日记里写的都是“副院长哲学”

。

有一天日记被副院长看到了，在当时那个时代，当然容不得一个学生对师长冒犯，因此就将他开除了。

当时焦山佛学院是一所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人人都想挤进去就读，但是智勇法师却“求仁得仁”

。

其实在他的学习生涯中，被开除几乎是家常便饭，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后来我到宜兴白塔小学当校长，他从上海应邀而来，协助我教授小学。

这份工作对他而言，自然是“大材小用”

，不过我们并不以职位论高低，只想一起为佛教的理想奋斗，所以就合编《怒涛》月刊，但其实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由他执笔，我只是附和而已。

一年后，由于国共战争的烟火蔓延到当地，我们生活其间感到难以平安。

所幸我们编的《怒涛》月刊，发行之后拥有一些读者，其中南京华藏寺的住持荫云和尚，看了杂志后很是欣赏，因此把寺院交给我们管理，由智勇法师担任住持，我在他手下担任监院。

不过因为我长得比他高大，经常出面接待十方，外人往往误认为我是住持。

智勇法师对此一点也不计较，反而对我说：“干脆你来当住持好了！”

我们进住华藏寺之后，便着手于佛教改革复兴运动，和一些从事经忏的旧僧展开一场奋斗。

原本以为可以轻易整顿成功，但事实积弊已深，旧僧的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的，加上时局愈来愈紧张，到处战云密布，智勇法师于是起意要组织“僧侣救护队”

来救济伤亡的军民。

原先预计招募六百人，但经过四处奔走，结果也只找来三百人左右。

后来不知怎么的，他打了退堂鼓，想要放弃。

这时我说：“怎么可以，你已经筹备那么久了，怎么能放弃？如果你不做，就由我来做！”

当时我已担任华藏寺住持，因此作了这样的决定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了现华法师来当住持，接着联络孙立人将军。

当时孙将军远在台湾的凤山，担任第四军官训练班的班主任，他很快回复说，如果我们能到台湾，他会全力支持。

就这样，我带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智勇法师则留在大陆，没想到这一别，彼此断绝音讯往来达四十余年，直到两岸可以互往，我才开始打听他的住处。

但由于出家人没有家庭，离开寺院就不知下落，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追查后，才得知他曾入伍从军，参加“抗美援朝”

的行列，受了很多委屈，所幸人还健在，而且已在郑州第九中学教书，正要转到大学任教，于是我就约他到香港见面。

想到暌违数十年，本以为现在的智勇法师应该又长进了许多，事实却是“雪泥鸿爪”

，他对往事都已不复记忆。

我们谈到童年，说起当初的老师，他都没有印象，不过对我这个人和他的友谊，多少还有一些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