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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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道情法爱（第6页）

的团旗与佛教教旗在山门一起飘扬的时候，正如“姜太公在此”

，所有治安单位、警察宪兵、安全人员都不敢来干扰。

我觉得这一刻不但是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自己弘法路上的一个重要起步，因为由此让我得以走入青年这一环。

接着一九七一年再办“大专佛学夏令营时”

，一下子拥进了数千人报名，一时在物质上负担不了，不得已只好再求助于“救国团”

。

我记得他们帮我向军方借毛毯一千条。

当军毯运上佛光山时，我感觉像是做梦一般：这是真的吗？而夏令营的课程需要外出旅行参观，他们又提供了三十辆军车。

当军车从佛光山出发走在省道上时，我也不敢置信，一直怀疑自己：真有这样的力量吗？

由于合办活动的因缘，我曾应张培耕之邀，到他高雄的办公室参观。

当时他高坐中间，我坐在一旁，看他显得很得意的样子；只是喜欢登山的他，五十岁时攀爬玉山，因胃出血被山胞背着下山，忽然让他看破人间，主动上佛光山求受皈依。

那时我也欣赏他的才华，破例单独为他一个人举行皈依典礼。

之后二十余年，他都非常诚意地担任护法。

我们陆续合办很多青年活动，他还帮我编辑《普门》杂志，担任普门中学校长，甚至“国际佛光会”

创会时，他也曾任“中华总会”

的秘书长。

另外，一九八六年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

后，我担任六年的理事长，张培耕担任秘书长，他精明能干，负责认真，对本会贡献很大。

我们前后合作二十多年，如他所说，彼此“相知、相识、相处，先是朋友，再是道友，最后成为师徒”

。

他曾发表一篇《以二十年时间“读”

一个人的感想》，表达他多年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

听我讲演的感想。

他说：“三十年的中国佛教界，能在弘法讲演中，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以具体的实例和生动的言辞，阐扬佛法的真理，震撼听众的心灵，使其感动、鼓掌，甚至流泪，然后毅然决然皈依三宝，以佛法的慧灯照亮人生，使身心有所寄托，让生活过得更平静、快乐，工作得更起劲、安定的，大概只有我的师父星云上人。”

他甚至说我是“中国佛教界第一位足以与其他宗教分庭抗礼，而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争一口气的人”

。

承他谬赞，并尊我为师，我愧不敢当。

不过他说我在弘法讲演时，尽管再怎么广征博引，始终都能把握主题——从佛法出发！

这确实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

在他往生时，我亲自到高雄为他主持告别式，以回报他相知相交的这一段隆情厚谊。

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

我常说自己没有什么长处，但自觉有“识人之明”

；能认识很多的“千里马”

，实乃人生一乐也，因此我也乐于当个“伯乐”

。

想起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有一位“三湘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