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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佛光山的因缘（第2页）

这也是因缘的推动。

若要归纳来说，一切都是“为了佛教”

。

虽然我知道“为了佛教”

，教育最为重要。

但是，从小我就没有受过正规的社会教育，我生于抗战年间，跑空袭、躲兵灾，每天过着兵荒马乱的日子；加上家庭贫穷，父母哪有能力供我上学？就是到了十二岁出家，在丛林寺院里生活，每天也都是出坡作务、挑柴担水，少有老师上课。

偶尔，听到上课的钟声响了，还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要打钟？”

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当然也就没能打好佛学的基础教育。

到了二十多岁，我随着“僧侣救护队”

到了台湾，在动**的日子里，也谈不上什么雄心万丈，或有什么前途未来。

即使后来“僧侣救护队”

解散了，也没有想过我能做什么，尤其是我的五音不全，音感不好，在佛门里生存，若要靠念经、梵呗弘法来过生活，几乎是不可能。

很自然地，我心中生起一个念头：教书。

我想，我可以做一名佛教的教师。

虽然我的佛学不是很好，不过我喜爱读书，尤其是读了很多文学类的书籍，从古代小说读到现代小说，从中国小说读到外国小说，不但阅读能力因此而加强，对于梁启超、胡适之等学者的文学、哲学作品，也多少有了些概念。

为了训练自己，我经常以一对一的方式，把阅读到的好文章讲给道友听。

时间久了，感到自己也有所进步而能讲一些课。

因此，二十五岁那一年，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

缺少师资的时候，我勇敢地接下教务主任一职。

当然，这与我二十一岁时，在宜兴祖庭大觉寺附近担任一间小学的校长多少也有关系。

我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哪里能做校长呢？但是机缘来了，我直下承担，从“做中学”

累积经验，不也一样做得有声有色？就这样，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

做了一年半的教务主任。

后来，到了宜兰弘法，信徒中有更多的青年，甚至更多的老师、中学教员等，我自忖要能讲经论道，要能和他们有所应对，自觉应该要走上佛教教育的舞台，因此，心里也准备好随时可以披挂上阵。

但是机缘不好，原本屏东东山佛学院邀请我前去上课，也谈妥了日期，却在中途被炒了鱿鱼。

尽管如此，我并不气馁，下定决心自己办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