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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人祖庭大觉寺（第2页）

我不知道祖庭长什么样子，直到二十岁那一年，才有机会回去礼祖。

据资料显示，大觉寺创建于南宋咸淳（一二六五至一二七四）年间，属临济宗门下系统。

民国初年时期，由于军阀倥偬，各地的寺庙在苛捐杂税、盗匪横行之下，已经奄奄一息没有生气。

不用说，那个时候的白塔山大觉寺，仅存前后两殿、几尊佛像、东西厢房外，再加上前面两百多亩的农田及大小不一的池塘水洼，已空无一物，不具规模了。

师父志开上人带我回大觉寺的时候，寺里只有一位挂名的师兄今观法师担任住持，以及十多位工友。

除了向佛像礼拜，没有祖师堂，不见祖师的画像，更没有传承的法卷。

曾听师父述说，有一次，土匪来寺抢劫，师公想躲到阁楼里面，没想到正爬在梯子上，土匪一进门，猛然一刀，就把他的腿砍断了。

那时候年纪轻，听到这样凄惨遭遇的人，竟是与自己有法系因缘的师公，便不忍心再追问师公的事了。

我对师公所有的认识，就仅是如此而已。

之后，再想知道有关大觉寺的历史，由于师父早已回到南京，我也无处询问，只有听师兄告诉我，在大觉寺一百华里以外有几座同宗同派的分支寺院，其中一间寺院里还住有一位师叔公——觉道法师，他可以带我前去探望。

我还问师兄，能否把这位老人家请到大觉寺来供养？师兄当下同意。

当时这位师叔公约有六七十岁，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家，我依稀记得他的模样。

师叔公具有出家人的道气，但是他嗜好吃烟。

虽然我对出家人吃烟深不以为然，但想到法系中就只有这么一位师叔公，觉得自己更应该孝敬他才是，不能再对他有任何的不满。

因此，我也曾经到街上替他买旱烟，讨他的欢喜。

当时，大觉寺仍有少数的信徒，他们都称呼我“小当家”

；我除了帮忙师兄早晚课诵、打供外，其他的时间就是到白塔国小教书，日子过得应该很平静。

可惜适逢国共内战，白天是国民党的军队调查，晚上是共产党的游击队盘问，在夹缝中求生存，可以说是惊险万分。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我在栖霞山剃度，那个时候师父志开上人正在栖霞山担任监院，我大部分的时间也在外面参学，出家的岁月里，家师曾在祖庭停留多长的时间不得而知，印象之中，应该也没有超过三年。

一九四七年我回到大觉寺，也住不到两年。

因此，我们师徒在大觉寺共同相处的时候，就只有他送我回大觉寺的那三五天时间而已。

那个时期，在严峻的师徒伦理关系中，我从不敢向师父提出问题，师父也忙于他的许多法务，不太会主动跟我讲什么。

回忆我和师父二人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应该不会超过十个小时。

因此，对于祖庭大觉寺，很多的往事既无历史的记载，也无长者的告知，在那个战乱的年头，就这么匆匆忙忙过去了，若要我回忆大觉寺的往事，实在没有办法巨细靡遗地述说。

那段岁月中，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办了《怒涛》月刊，总共出版了十八期，但也是离开大觉寺后一年半的事情了。

当时佛教中的权威杂志《海潮音》还替我们刊了大幅的广告，称赞我们：“佛教又多了一支生力军！”

也因为《怒涛》月刊的关系，南京荫云和尚力邀我和智勇法师一同管理南京华藏寺。

甚至于日后到了台湾，在举目无亲、无所依托的窘境下，由于《怒涛》月刊的缘故，而有寺庙道场愿意让我挂单，收留我，而那又是另一段的因缘了。

悠悠数十年，倏忽而过，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我在美国组团返回大陆探亲，不禁提出希望回到出家祖庭宜兴大觉寺的要求。

大陆政府相关单位也非常友好，听闻我的诉求，他们立刻联络并且转达：“许多寺院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拆毁了，你的祖庭虽然也受到损坏，不过，当初你在白塔国小教书的学生还有数十人仍然住在当地，可以安排时间和你见面，宜兴政府的领导们也非常欢迎你回去看看。”

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我们一行人从南京乘车浩浩****抵达宜兴白塔山。

寺庙是没了，但当地政府领导干部热烈地欢迎我们。

四十年前的学生，当年天真烂漫的儿童们，如今也都五六十岁，在饱受风霜的数十年后相见，除了名字依稀记得以外，过去的模样已经不可复说了。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奇妙，俗家上一辈的人，除了对父亲的记忆甚少，连母亲竟都四十年没有见过面；而对于出家后的祖庭，也只是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