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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南传佛教往来（第4页）

没想到这样的发展却在一九九九年遭受到泰国佛教界的批评，认为法身寺对佛教义理的解释及言行不如法。

面对这样的抨击浪潮，我即刻义不容辞撰文《认识法身寺的贡献》回应，文章同时译成英文，刊登在一九九九年六月《普门》杂志二三七期。

我在文章中表示，法身寺开山以来，对于佛教及社会的贡献良多，可以列出四点：

一、推动佛教国际化：法身寺除了在世界各地建寺弘法之外，还以泰文、英文、中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出版佛法书籍，并经常举行国际佛法研习会。

目前法身寺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及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会员，也是联合国非官方组织的成员之一。

二、促进弘法现代化：法身寺首开先河，将罗马文版的巴利大藏经输入电脑，让佛陀的教义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以现代方式弘传佛法的方式，十分值得佛教界学习、提倡。

三、提升僧伽教育：法身寺对于僧伽教育颇为重视，多年来法身寺比丘、沙弥在参加泰国僧人年度高考时，中榜率均高居全国第一。

法身寺也不断派优秀的成员前往日本、美国、英国、比利时和台湾等地深造佛学，为佛教界培育许多僧才。

四、净化社会人心：法身寺经常为大学生、妇女、各公私立机关及社会人士举办佛法传薪营、结夏集训、佛法头陀营、禅七法会、星期佛学班等课程，对于人心的净化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佛门有一句话说：“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

国际化是佛教必然的趋势，现代化是佛教进步的关键，僧伽教育是佛教万年的基业，净化人心是佛教向来的目标，对此，法身寺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法身寺广开法缘，以开放的包容力弘扬佛法，这样的菩萨道场，自创建以来，始终秉持他们的创寺主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

而法身寺的住持每个月只停留在法身寺三天，听取报告、主持会议，其余时间全在丛林道场教育人才，行政工作全权委由副住持管理。

这和中国佛教，住持向来只负责领众梵修相同，也和我的理念不谋而合。

我一向主张：“住持要管法，不要管事。”

无论遭遇何种风波，法身寺仍然弘法领众不断，与我们的交流从未断过，像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身寺副住持帕琶瓦那维利亚坤（Phra　Bhavanaviriyakhun）带领十四位法师及信众参加佛陀纪念馆落成开光典礼。

而二〇一二年七月，法身寺派遣六位优婆夷管理团来山参访交流，为了让寺内六百多位的优婆夷常住女众可以安身立命，法身寺正在规划新的管理大楼；而这六百多位优婆夷，身着白衣，头发整齐，发心在法身寺内服务奉献，终身不婚嫁，如同佛光山的师姑一般。

在南传佛教中，由于比丘尼戒失传，想要皈投佛门、精进修行的女众，唯有成为领受八关斋戒的学法女。

而泰国的学法女称为“白衣”

（Mea　Chee），虽与泰国优婆夷相同，也是身着白衣，但她们剃除头发，所有行仪皆如出家众一般，只是环境不许可，没有机会求受比丘尼戒法，只能算是学法女的身份。

范淑智小姐（我右侧）带领泰国法身寺优婆夷管理团一行至佛光山参访（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二〇一二年七月）

大部分的南传学法女在僧团里并没有地位，也无法和比丘相比，甚至和北传的比丘尼相较之下，待遇也相差甚远，总让人不胜感叹。

但是，她们的生活严肃而有纪律、精进刻苦，却是令人敬重的。

佛陀当初说法，强调众生平等。

因此，我向来主张比丘、比丘尼也应该地位平等，男众可以出家，女众当然也可以。

因此，在一九九八年，首次于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希望能为南传佛教国家恢复比丘尼戒法，让所谓的“白衣”

学法女能够成为真正的比丘尼。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大部分的南传长老们，皆有恢复僧尼教团的期待。

像是被缅甸政府封为“三藏国师”

，当时已高龄一百零一岁的斯里兰卡阿难陀弥勒（Ananda　Maitreya）长老，他肯定戒会的举办，也答应会派代表出席，因为他也曾想过要复兴比丘尼戒法的传承。

还有八十岁的斯里兰卡达摩洛卡（Talalle　Dhammaloka　Anunayake）长老，他欢喜承诺会出席戒会，并且表示斯里兰卡佛教少了比丘尼戒法，就好像缺了一只脚的椅子，无法稳固；好像只有单翼的大鹏金翅鸟，无法高飞。

率团到泰国弘法，左起：余刘素卿、余声清、泰国移民局副总局长黄健民、驻泰代表黄显荣

达摩洛卡长老不只支持戒会的传承，每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批评比丘尼教团的论调，他必定以其博学的佛学论述加以反驳。

为了表示对戒会的支持，他也派了八位的长老比丘当尊证，以及二十位的沙弥尼前来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