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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骨气的天津看奋起（第7页）

男社员包括周恩来、马骏、李震瀛、谌志笃、关锡斌、谌小岑、潘世纶、赵光宸、薛撼岳、胡维宪；女社员有：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茗、李毅韬、周之廉、李锡锦、郑岩、吴瑞燕、张嗣倩。

觉悟社组织严密，发展社员极其谨慎。

他们用抽签办法，按照号码谐音取名，作为通信和撰文的笔名。

邓颖超抽的是“一号”

，就叫“逸豪”

。

周恩来抓的是“五号”

，叫“伍豪”

。

觉悟社成立后，李大钊关怀有加。

首次会议不久，他就应邀来津指导，嘱咐社员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等刊物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

李大钊还对天津男女同学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紧密合作的做法大加赞许：“你们10男10女一个社，真是个创造。”

恰同学少年，青春激扬。

但是，觉悟社严格规定，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

不久，一批社员被当局逮捕，学校在逼迫之下，无奈开除了社员的学籍，觉悟社刚满一岁便中止了使命。

1920年初冬，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人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马骏、谌志笃、邓颖超等人留守天津。

虽然天各一方，但依然用各自代号在天津的《新名意报》“觉邮”

专栏上联系。

社员们一直都在心底吟唱着激昂的社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

共同的志向，残酷的洗礼，让一束束情谊之花悄悄萌芽，最终有3对老社员结为革命伴侣：周恩来和邓颖超，潘世伦和李愚如，谌小岑和李毅韬。

邓颖超曾在1988年以《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为题，回忆了在天津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

1919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

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的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

就在这次运动**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

。

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

我们“觉悟社”

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天津的红色遗迹以及后面的故事，总能让人心潮澎湃。

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在生命以秒为单位倒计时的险况下，竟然如此从容地舍生取义，没有钢铁般的情怀，怎可能将死置之度外？

这就是吉鸿昌的情怀，一个从身材到意志都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吉鸿昌故居在天津和平区花园路5号，是所三层小洋楼，又名红楼，吉将军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便居此处。

该楼建于1917年，砖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