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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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黄楼街区的街道最深处，那并不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好地方。

乞丐们耍着小聪明过日子，妓女们在美国士兵离开后便都失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贫苦人整日赖在家里敞开大门听着收音机。

偶尔会有人走运了，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或者一家咖啡吧，或者搬家离开，但无论你搬去哪里，所有人都认得出你是黄楼街区里的一个。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了，但直到今天，在街上认出我的人依然会称呼我为来自黄楼街区的爱德华多。

在右眼得青光眼之前，我父亲是瓦莱考迪纳地区的一名火车司机。

他每天凌晨四点钟醒来，奔向火车站，启动电力火车，等待着要前往贝内文托的通勤乘客。

在五点五十分的这趟车上平均会有八名乘客，晚上十八点零一分的那趟也是这个数字。

每天他在贝内文托-那不勒斯这条线路上来回奔波。

有些早晨，如果那八名乘客中某个人没有按时出现，他便会谎称火车出现了故障，等着，直到有人开始抱怨为止。

绝不能在五点五十分的时候落下某个人在站台上，唐·杰皮诺反复说道，那样太残忍了。

然而这么多年来他得到了什么回报？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后来有一次他靠着车门睡着了，火车出轨了。

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有一些碰伤，不过铁路公司的技术员发现了一瓶烈酒，心中生疑。

我父亲激动地为自己辩护，和酒精没有关系，他说道，他就是睡着了而已。

幸运的是，那个技术员也出生在黄楼街区。

他便开始向我父亲询问一些老友的现状，这个人后来在做什么？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而唐·杰皮诺被逼着只能说出真相：谁还没有死，或者谁进了监狱，谁并没有多少出息，有人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还有人开了一家咖啡吧，而大多数人都离开了。

在最终的报告里，技术员并没有提到那瓶烈酒。

然而，在那次事故之后，乘客们不停地在背后说着他的坏话，在旅途中我父亲听着那些流言蜚语，心中苦恼不已：他们议论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酒鬼，有人甚至编了故事说他在火车上搞了一个夜间地下赌场。

那当然不是真的，但即使用大炮也拦不住那些人说长道短。

再说，那些人还说，什么时候从黄楼街区里出来过好东西呢？

他被解雇了。

不久之后，我在街上捡到一只带斑点的猫。

我不记得它的颜色了，但它带着斑点。

我可不能带一只猫回家，我父亲会把它撵走。

我们住在教会预留给贫困家庭的那种廉价出租房里，如果神父们发现了那只猫，很有可能会把我们赶出去，于是我把它藏在了屋顶上。

那天晚上我喂了它一些牛奶，当我躺在**准备睡觉的时候，听着它喵喵地叫着，我无法停止去想它那双饥饿贪婪的小眼睛。

就那样想着想着，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第二天我去上学，整个早上我都在想尽办法给它找吃的东西，我的同学们却像往常一样说着蠢话。

“它叫什么？为什么你不给它起个名字呢？”

“什么名字不名字的。”

我越来越生气地回答着他们，“真正的问题是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