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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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3页）

我怎么办呢？我深深地懂得，尽管按实际情况，他只不过是一个当年最普通的“红卫兵”

，绝无个人的劣迹可言，他和他当年的伙伴爱好摄影，所以在所经历的各个环节中，都相互拍摄了一些有自己在内的照片而已，这些照片倘由他个人私藏下去，是不会给他惹来麻烦的，但一旦公开印出，则至少他周围同他嫌隙的人是不会放过这个找他麻烦的机会的。

我难道能够犹豫吗？我立即退还他全部照片，并且将写好的文章也送给他，随他留作纪念或加以销毁，我并且立即另作他想，努力从备用资料中为《收获》另搞一篇文章，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

再比如，一组关于旧社会两代妓女的照片和文字，也在最后关头尊重提供者意愿而撤下……我想由此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几篇《私人照相簿》显得非常仓促，又为什么有的《私人照相簿》这个栏目在《收获》杂志上不得不轮空。

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完全不伤害别人，仅只是自我解剖和自我忏悔，太深入了也是难以被世人所容的。

什么时候中国文学中的自剖与忏悔能达于令自己和别人都战栗得遍体清凉，什么时候中国文学就有了最关键的突破。

愿《私人照相簿》是我自己通往这个境界的一个阶梯。

《收获》杂志1986年接受我这《私人照相簿》的构想，专为我开辟一个与“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散文”

等栏目并列的“私人照相簿”

栏目，已属破格优待。

众所周知，1987年初我被停止《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职务，停职期长达二百天，处境相当尴尬，几家有我去稿的杂志，或既不刊登也不回信，或原稿退还说是为难，唯独《收获》照常来长途电话催我寄此栏目的稿件和照片；凡我寄去，照发不误。

九月底，我被宣布复职，并被批准到美国访问，纽约的《华侨日报》刊载出一篇《刘心武与（收获）》的文章，里面说：“刘心武倒霉之时，大陆报刊发表他文章的似不多见，而《收获》却一如既往，对他来稿照发不误。

这是需要主持者有点胆识的。

因为政策虽然明确规定刘心武在停职检查期间并不影响他的作家活动与写作发表的权利，然而中国社会却有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门前拴着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拴着讨饭棒，骨肉至亲不上门。

’作家一遇磨难，他的文章就难以和读者见面了。

《收获》这样热情地对待一位遇有‘麻烦’的作者，固然是编辑部风骨的表现，但同时也正说明大陆文艺政策毕竟与昔日不同了。

即如刘之‘停职’与‘复职’，亦是文艺政策的反映。”

《收获》对我创作的宝贵支持，可谓世人共睹。

我现在所想的，是如何能将自己下面所写的最努力的作品，交给他们发表。

我还要向读者说明，香港南粤出版社出我这本书，是副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在我麻烦并未过去的停职期间，来北京时当面同我敲定的，这也同样使我感动。

一是如上面所说，搞下去很难；二是我的写作兴致有所转移，所以“私人照相簿”

暂且收场。

许多年以后，我会不会再弄起这玩意儿来呢？难说。

人生，是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向前流动。

不信，就请你翻翻自己的私人照相簿。

1987年11月28日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