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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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第2页）

二

我的小说，写了很多种类型的人物。

但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的，一是农民，一是女性。

《玉米》《青衣》，包括我的新书《平原》都是这样。

“五四”

之后，面对中国的农民，许多作家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功课。

但是我认为，除了鲁迅以外，大多数都做得并不好。

我说做得不好，依据是什么？我的依据是，许多作家都有一个道德癖，在他作为一个精英分子出现的时候，他是带着感情来的，来干什么？来发放同情。

我们的文学似乎有了这样的一个铁律：把同情心给了农民，然后，像模像样地洒一两滴泪，他的工作就完成了，同时，他自我美化的壮举也就完成了。

鲁迅不这样。

鲁迅面对农民的时候，他会仔细地看，正过来看，反过来看，甚至，翻过去看。

鲁迅的“农民”

立体感要强得多。

就凭这一点，鲁迅高出了同代作家一大块。

其实，在农民这个话题面前，作家是很难下手的。

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到南京师范大学跟同学见面。

一个同学到我家去接我，接我的时候路过楼的拐角，几个农民正蹲在那儿。

那个同学自言自语说：“淳朴的农民。”

我立即就停了下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淳朴的？你的依据是什么？我告诉他，“淳朴的农民”

是一个判断，你这个判断是你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作为一种知识给你的，而不是生活给你的，不是你和农民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复杂的人际关系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如果你要说淳朴的农民，我希望你把你老师的话全部忘掉，等你和农民有了接触，和农民一起生活、血肉模糊的时候，那时，你说淳朴的农民，我就信。

我要说的是，农民身上有淳朴的一面，有绝对善良的一面，但是千万别忘了，农民身上还有极其残忍的一面。

可是，对于农民身上的残忍，轻易地去批判，我恰恰又是不敢的。

为什么，农民的残忍自有其原因，一旦他失去了残忍，他也许就无法活下去。

所以，我首先要关心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我们的农民不需要残忍，他还可以体面地活下去！

所以，关于农民，这几年我在反反复复地写，其实，每一次写的时候，我都特别地犹疑，特别地困惑。

《平原》里写的也是农民问题，但我不敢说，我对农民有了发言权。

对我来说，农民问题依然是个巨大的黑洞。

我的小说另外一个人物类型是女性形象。

玉米三姐妹，《平原》里的三丫、吴蔓玲，都是我比较用心的对象。

谈到这里，我可以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只有妇女解放了，社会才会解放。”

我想，如果我这样说，很可能体面一点。

但是，我不想说谎，我写妇女，动机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