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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哭出来（第1页）

§谁也不能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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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的棉花糖》起笔于一九九二的春天，就在暑假即将来临的时候，小说快竣工了，可是我发现，我看不到我预期的结尾。

我预期什么呢？说起来很简单，是一种情感状态：欲哭无泪。

我在折腾小说里的人物，也在折腾我自己，我们仿佛约好了，谁也不能哭出来。

谁也不能哭出来，这个情感状态，或者说这样的分寸感有意思吗，有意义吗？我说不好。

我只能说，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极其顽固，伴随着写作，他会给自己预设一些不可理喻的、不讲道理的目标，然后，搬着自己的脑袋往上撞。

小说发表出来之后，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你的这个预期？是否认同你的这个预期？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面对这一部作品，我想这么干，我必须这么干。

《雨天的棉花糖》的结尾或者说“调子”

必须是欲哭无泪的。

在前往徐州的路上，是在南京火车站吧，我坐在水泥台阶上，再一次阅读了尚未完工的手稿。

还没有读完，我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我决定把小说的人称由“他”

换成“我”

。

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有多“疯狂”

，等我再一次回到南京，我知道了，换小说的人称不只是把“他”

换成“我”

，或者说，把“我”

换成“他”

，它的艰难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二婚。

年轻好哇。

年轻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困难。

转眼暑假就到了，那个暑假有巴塞罗那奥运会，那也是我拥有了电视机之后的奥运会。

可是，我对那一届奥运会的记忆是模糊的，我的心思全花在了一个叫“红豆”

的男子身上了，“红豆”

是《雨天的棉花糖》里最重要的人物，一个从“对越自卫反击”

中返回故里的军人，一个失败的军人。

我没有参过军，没有任何战争经历，我为什么要写“红豆”

呢？我的动机到底在哪里？我的热情和渴望究竟是什么？

时光必须回溯到一九八八年的春节。

我是一九八七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南京的，半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七年的年底，我接受了一位学生家长的邀请，去学生的家里过了一个很特别的春节。

我认识了我学生的“二姐”

和“二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