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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九 为大事能屈能伸求安宁装装糊涂（第4页）

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

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

，仍令其驰援苏常。

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

，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

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

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

。

显然，在清廷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

而攻夺安庆是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而张本”

。

江南大营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

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

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

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

，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

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

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

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

，绝不会轻弃其“根本”

；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

的特点。

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

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

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

，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到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

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

不久，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

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

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任曾国藩等自行办理。

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把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