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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局性格 心有多大就能做多大的事（第2页）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

，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

的“天朝大国”

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

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着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汉朝以来，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

传统的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末业”

、“商人为四民之末”

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

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

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

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

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

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

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乐道、黜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

因而导致了从商获利成为了一种趋向。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

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

但仅有这一条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