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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冬夜（第1页）

那一年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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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冬天总是下雪，一场接着一场。

那时的农民衣单被薄，逢到数九寒冬，总是一家老小早早地上床，脚对脚暖被子。

我们社教工作队的领导说，农闲正是搞运动的好时候，要抓紧时机教育农民。

于是我们刚围着锅台喝下两碗热热的玉米粥，老组长便吆喝我们下队。

老组长是相邻某个公社的副书记，年龄接近退休，扁扁的面孔，一对圆圆的、像是天真又像是狡猾的眼睛，见人嘻嘻的笑，有着大多数农村干部都有的那种善良和世故。

我们的组员中，一多半是他公社里调出来的大队干部，另加三个女知青。

承蒙当年县委书记潘宝才的器重，二十岁的我在组里当副组长。

我初见老组长时，他很高兴，称我“女秀才”

，说是这下组里的材料不愁没人写了。

结果进驻社教单位后的第一篇上报材料就让总部退了回来，说是像小说不像总结。

老组长气得朝我翻白眼，万般无奈地委任另一位曾任大队会计的组员返工重写。

从此这位组员就成了我们的专职秘书。

我呢，自然乐得一身轻松。

当社教队员有补贴，每天八毛钱。

可这钱也不是好拿的，必须有成绩摆出来。

回回跟着老组长去总部开会，听别组的人眉飞色舞谈他们挖出了多少贪污犯、盗窃犯、反革命分子及腐化堕落分子，老组长的眼梢就搭拉下来，唉声叹气。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对组员们施加压力，让大家没日没夜地查账，组织村民们揭发检举，派人外出调查核实，再逼着怀疑对象交待承认。

没有感到压力的是我。

我虽身为组长但却是副的，我是个女孩子，我在组里年龄最小，我没有利用社教工作入党升官的打算。

唯一的私念是：参加工作队可以逃避我插队农场中的繁重劳动。

我像只快乐的蝴蝶，整天在各个生产队之间的田野上飞来飞去，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赶。

白茫茫的雪地里，我脖子上的鲜红围巾飘拂闪烁，象征着我二十岁的蓬勃生命。

我脚上的高统雨靴穿漏了，雪水从破裂处渗进去，补过的袜头湿漉漉的，生出满脚的冻疮，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寒冷。

晚上，从工作组的驻地赶往我们女同志借宿的农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