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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朦胧地意识到,归根结底每个人还得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又过了一年,我不再装成大人样了,我以中学生的面目给刚创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寄小稿子。
我寄去了个小小的快板剧本《王大妈让房》,内容是街道上办托儿所没有房子,一位王大妈主动让出了自己的私房,供办托儿所用。
编辑部给退了回来,但在油印的统一格式的退稿信下面,一位编辑顺笔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说:你写得挺生动,但报纸不宜提倡公占私房,你是否另写点别的试试。
我很快就“另写了”
几首儿童诗寄去,结果其中一首很快便登了出来。
编辑并写信告诉我另两首也留下备用,后来不但用了那两首,还陆续登出了我接着寄去的几篇“一分钟小说”
。
后来《北京晚报》副刊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把我也请去了。
至今我仍然非常感激《北京晚报》的那几位同志:王纪刚、顾行、刘孟洪(他们在粉碎“四人帮”
后,《北京晚报》复刊时,又回到原有岗位上而辛勤工作)。
他们见到我只是一个17岁的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时,既不惊讶也不歧视,既不吹捧也不苛求,平等待我,一视同仁。
他们使我从少年时代便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编辑部取舍稿子只看质量,而并不把资历、地位、名气、背景搁在头里,因此只要我严肃认真地写稿,投寄去便有可能刊出。
到1966年夏天,《北京晚报》被当作“反党喉舌”
被迫停刊止,我大约在上面发表了50篇文章,属于“一分钟小说”
、“一夕谈”
、“儿童诗篇”
、“影剧随感录”
、散文、散文诗等不同的类别。
此外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小小说、杂文、小品、剧评。
现在偶尔从旧报纸上看见这类“豆腐块”
,我总不免脸红,确确实实脸红。
穿开裆裤的照片,就是那么个性质。
然而,我就是这么开始我的写作活动的,多么卑微,多么简陋。
“你看你,又‘鸡啄米’!”
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家独立生活,妈妈看见我伏案写稿,总不免调侃地说:“你这样‘鸡啄米’还要啄到几时啊!”
的确,笔在稿纸上一格一格地移动,那动势,那笔尖摩擦纸面的声音,都令人联想到鸡从地上啄食米粒。
真没想到,我现在竟成了专业“啄米”
的“鸡”
。
啄到几时?怕很难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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