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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与新时期文学（第5页）

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使我深得慰藉。

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

。

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里听到播音员播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

，我被停职检查。

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3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版要闻。

《光明日报》不仅将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时不用“同志”

二字。

我停职整整200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

我发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

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

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

浪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

在洛杉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

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

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

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

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

以“舌苔事件”

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十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

，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

我告诉他自己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

比如，因为“舌苔事件”

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三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待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的那三个短篇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人将它发出，那便是见于1988年2月号的《白儿》。

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到1978年《十月》杂志初创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

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埋头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

可叹的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十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十年对有身有肉也有灵的个体来说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百岁计，也不过只有十个十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时，我不仅参加过《十月》杂志的编发，我还担任过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

那部长篇小说叫《雅克萨》，由两人署名，实际上主要是谢鲲的手笔。

我记得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谢鲲传达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次的修改。

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那天脸色特别灰暗，与我交谈时音调也特别喑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难忘。

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