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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第3页）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

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人们也都为我高兴。

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

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

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

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

，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

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

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

。

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

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

，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

作品是“解冻文学”

（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

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

“伤痕文学”

既然属于“解冻文学”

，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

了，这罪名可大了）。

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

作品是“政治**”

（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

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我也闻之惊心）。

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

，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

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

（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

，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

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

等等。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

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

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

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

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

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