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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感念茅盾（第2页）

但是我最近重读他的《蚀》、《子夜》，特别是《蚀》，却还是获得了审美上的愉悦，他的小说是有趣的，时能触及到人性的深层。

我承认自己当年写《班主任》时，文思里有许多的“茅盾因子”

。

这也许是他读了《班主任》后竭力鼓励，并且对我以后的创作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

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

这还不是指1979年3月我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头奖时，他微笑着将奖状递到我手中。

最难忘的是颁奖前一个多月，在友谊宾馆小礼堂里，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召开了一个旨在鼓励创作长篇小说的座谈会，那时被“文革”

破坏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茅盾出席了那个座谈会，并且与到会的多半是我这样的还谈不上是正式进入文坛的新手，进行了亲切而具体的讨论。

他鼓励我们写出彻底摆脱“四人帮”

影响的、无愧于新时期的长篇小说。

那天他在讨论中忽然问主持座谈的严文井：“刘心武在吧？”

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严文井说：“就是他。”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茅盾眼里朝我喷溢而出的鼓励与期望。

人在一生中，得到这般注视的机会是不多的。

我得承认，《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里，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是我发奋撰著的原动力。

《钟鼓楼》写完已经是1984年夏天，一直关注我这部长篇处女作的某文学双月刊告诉我他们只能跨年度分两期连载，我心里怎么也迈不过这个坎儿，我找到《当代》杂志，求他们在1984年内把全文刊出，因为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范围限定在那一年年底前。

我憋着要拿这个奖，因为开设这个奖的人曾经那样地看重过我，我如愿以偿。

我觉得自己是以符合茅盾文学理念的作品得到这个奖的，那理念的核心就是作家要拥抱时代、关注社会，要具有使命感，要使自己的艺术想象具有诠释人生、改进社会的功能性。

茅盾在25年前的暮春谢世。

我走出书房，从绿草上收集那些美丽的花瓣，掬在手心里的花瓣沁出缕缕清香。

我心中翻腾着感恩的情愫。

不管时下别人如何评价茅盾，在我心目中，他是一种具有旺健生命力的文学流派的永恒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