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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农工商商的地位最低（第2页）

除此以外，各种各样的会员组织也会给企业层层扒皮。

这些组织并不是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不加入，而是必须加入，所谓“县官不如现管”

。

各种软硬兼施会让你觉得不加入“不行”

，至少是“不好意思”

。

尤其是各协会都依托政府部门，数量繁多，你还只能敢怒不敢言，不敢拒绝参加；即使不参加任何活动，也得照常缴纳会员费用，每年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

四川省一家小企业反映，它们参加的协会居然多达36家，每年缴纳的会员费用就是企业的一份重要负担。

[3]

据国家财政部2012年10月22日发布的数据，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总收入增长速度虽然同比回落了18.8个百分点，可是非税收入增长速度却大大增加，有的地方非税收入居然高出税收收入40多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在于，各地纷纷把非税收入尤其是罚没收入作为财政“增收挖潜”

的重要途径，其中不排除为了完成征收目标而收上来的“过头税”

，而这又大大抵消了政府推出的结构性减税效应。

[4]

据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介绍，在各地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必然会寻找更有支撑力的替补财源，这方面最有弹性的就是非税收入，俗称“刮地皮”

。

具体地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大部分，税收收入增长“失速”

了，就必然需要对非税收入增长幅度“提速”

，否则就难以完成年初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

以安徽省为例，2012年前三季度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比是“腰斩”

，可非税收入的增长幅度却翻番了。

同期，重庆市税收收入完成707.4亿元，同比增长4.5%，可是罚没收入却高达20.7亿元，同比增长31.5%。

为什么会这样呢？归根到底是因为非税收入的规范程度相当低，说穿了就是随意性强，某些地方甚至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图相违背。

也就是说，一些地方的财政收入目标并不是根据经济增长能力确定的，而是采取“倒逼”

措施，这样就势必会出现中央做“减法”

、地方做“加法”

，最终必然是损害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再从税收增长速度看。

2003年以来我国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超出GDP增长速度10至20个百分点，这不仅在我国历史上罕见，在世界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也就是说，我国GDP中2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过40%）都进了政府的腰包，具体是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9年间没有任何一年是下降的。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各地炫耀的政绩。

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严格限制政府收税的权力。

与之对应的是，居民收入、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

我国《预算法》不允许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超收；不允许政府对预算内收入自由支配，却允许对超预算收入自由支配，最终损害的还是企业和百姓的利益。

[5]

例如小额纳税。

小额纳税人的税收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却直接关系到自主创业，尤其是其中的自雇型创业。

在日本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自雇型创业非常发达，遍布在零售、餐饮、旅游、维修、物流、理发、美容等行业。

在日本，你到处可以看到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的夫妻老婆店，在做拉面、做小点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