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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顶冠冕（第4页）

除了苏青本人，没有人能真实全面地了解到她的情感经历，只能从她的小说、散文中，从某些作家的文字片段中，或一些八卦传闻里揣度那些她交往过的对象。

政界的人物、军界的上校、出版界的编辑、新闻界的大腕、商界的老板、教育界的学校教员、工程师等，他们或与苏青有过情感过程，甚至有些同居过，遗憾的是没有人向苏青提出过结婚。

在《续结婚十年》里，苏青曾描写到一位叫谢九的上校，据考证，此人乃台湾作家王林渡，笔名姜贵。

抗战胜利后，王林渡主持京沪地区日军投降接收，其间认识了苏青，因为彼此都爱好文学，有了共同语言，且身在这种非常时期中的苏青急需一个坚实的臂膀，既可生存，又能阻挠军统的骚扰（苏青与陈公博、周佛海、陶亢德、柳雨生等人的关系，难免会受到军统的随时传唤），作为中统的王林渡，自然能庇护到苏青，加之王林渡之妻在战争中失联，于是他们的交往和同居也就“顺理成章”

了。

但是，他们彼此的不信任和某些芥蒂，随着王林渡与妻子的团聚，让之前的一切又归于平静，而且相互留下了“怨气”

。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九的描写，王林渡（姜贵）非常不满意，甚至嫉恨，于是在香港的《上海日报》连载了半月的《我与苏青》，在台湾《文艺月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三妇艳》，都是对苏青的抨击和不屑。

不过，从一些只言片语中能够察觉到，王林渡对苏青上心过，动情过，也付出过，特别是在妻子失联后，他是真想与苏青好好过，但是，苏青却不这么认为。

《续结婚十年》中苏青借怀青之口说出了实情，她觉得谢上校与其他男子一般，为了情欲和性欲居多，尽管她也渴望一个真正的归宿，谢上校之于她，她有些爱不起来，也许这才是内因。

这段公案，局外人理不清扯还乱。

张爱玲对苏青一生奔波劳累的写照，只用了一句话，便囊括了全部——“谋生之外也谋爱”

。

从话中或能得知，如何维持生活，如何生活好，才是摆在苏青面前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有了这个基础，苏青才会考虑谋爱的可能性。

那么，既然生活成了苏青的负担，她又是怎么“谋生”

的呢？

1945年4月，苏青在《光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折扣》的文章，谈到了稿酬在文汇书报社遭到了剥削，内心不平，于是挥书说事了。

不想，这有些泄恨的内容，有人看不过去了，一篇署名危月燕的《与苏青谈经商术》的文章发表在了《社会日报》上，文章中谈及苏青诸多的脾气和个性，当然，并不中听。

危月燕说，苏青“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

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领配给纸、领平价米，做生意的本领更是高人一筹，她出的书，发行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竟然自己掮着《结婚十年》等著作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真足以使我辈须眉都自愧不如。”

这些还不能打住，他继续道：“虽然苏青小姐作风大胆泼辣，但就我个人来看未免失策，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苏青小姐太急功近利，结果反而贪小失大，以她的《浣锦集》来说，实在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此书出到第七版仍然定价一千元，未免太贵，再版书售价应该低廉一些才能畅销。

另外文汇书报社的六折、七五折，也不算太高，卖给地摊报贩，虽然可以提高一个折扣，但一本书也只仅仅提高了十元左右，另外，小贩一次最多只能批销十本，且不能立即支付现金，不如文汇书报社一次性可预先付她书款的半数，如果只因为想多赚几万元，情愿放弃预支的现金，岂不是因小失大，失策过甚么？

“第二，是苏青女士不太懂得出版与发行之间交情的重要，社会上女人做事派头奇小。

有时明知吃亏也要顾及交情，俗话说吃亏就是便宜，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就是这道理，如今上海的小报界对苏青女士的论调往往贬多褒少，岂属无因？如果认为都是有人从中在作祟，那就大错特错了，希望苏青能知错改错，反躬自省，若认天下人都是凶人，在《天地》杂志上写《敬凶》这样的文章，那么在社会上非成为孤独者不可。

“第三，商场上建立信用是第一要义，信用就是金钱，甚至比金钱还重要，苏青小姐只知金钱，不知信用，在发行中今天托这家，明天托那家，甚至不惜纡尊降贵亲自跑到报摊上去接洽，为一两个折扣将协议置之不顾，虽然手段厉害，但一旦失却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文章的最后用一首打油诗结束：勿贪小利，要卖交情，建立信用，第一要紧。

结婚十年，应懂做人，出言吐语，自己谨慎。

乱发脾气，非生意经，依法追诉，不知所云。

得道多助，失道寡邻，不必敬凶，自有钱进。”

看到这样的批评文章，谁能受得了，换作当下，不管谁是其中的主人翁，也得吵得天翻地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