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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挺还能怎么样（第2页）

。

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咸丰帝“以剿贼重任付之于曾国藩”

，把本来“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的曾国藩，从湖南调至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

由后方到前方，这不仅是作战方位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是曾国藩肩负的使命发生了重大转变。

他的湘勇也由维护地方稳定，而一跃成为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

责任更大了，所遇到的困难也就更多了。

自进入清咸丰四年（1854年）以来，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下，湖广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一些地方大员纷纷战殁。

正月初五，曾国藩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于黄州城下；二十三日，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殉难于湖北长江上游的鲇鱼套。

随后几日，形势依然没有好转。

湖北巡抚崇纶、湖南巡抚骆秉章纷纷告急，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正规部队遭致惨败，“陆路官兵溃散极多，水路之师竟至全数溃散”

[22]。

面对危局，曾国藩不免叹曰：“东南大局，真堪痛哭！”

[23]至此，在湖广江皖四省的范围内，力量最大的就是手握万余兵马的曾国藩了。

尽管兵马最多，一枝独秀，但枪打出头鸟，很容易成为太平军的众矢之的。

曾国藩很清醒，他上奏咸丰帝云：“若臣再有挫失，则后此更不堪设想！”

[24]

力量最大，自然就有了跟上下左右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同时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多。

其中最突出的仍然是粮饷问题。

据曾国藩的奏折上说，他的兵马一个月就需要饷银八万两之巨。

这样巨大的开支，不仅是湖南省承担不起，就是相邻的省份“亦难协济”

。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劝捐”

一条道来解决。

为此，曾国藩分别向湖南、江西、四川派出“在官素洽民心，居家则素孚乡望”

[25]的官绅，如四川茶盐道夏廷樾、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前任刑部侍郎黄赞汤、四川按察使胡兴仁、前翰林院编修李惺等开展劝捐工作，但成效并不显著。

曾国藩认为“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以督兵”

[26]。

为了促使咸丰帝下决心，“饬谕各该员办理捐输，济专臣军之用”

[27]，曾国藩给咸丰帝出了一系列的主意后说：“伏念臣此次成军以出，已属竭力经营。

若因饷项不继，饥疲溃散，则后此更无望矣！”

[28]为此，曾国藩恳请咸丰帝“特降谕旨，专饬诸臣认真督办”

[29]，他自己则“不胜迫切待命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