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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很凄惨（第7页）

同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寄谕，同治帝没有答应他去职的请求，而是给了他一个月的假调理身体，具体工作暂时交给李鸿章去办理，等曾国藩身体有所好转，要他立即进京“陛见”

。

至于“自贬”

和“暂注销封爵”

等，“着勿庸议”

。

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捻军西路大军攻进陕西境内，东路大军“回窜”

河阳，其中一支则南渡沙河。

曾国藩急忙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力保捻军不越过黄河天险。

历经年余的剿捻实践，同治帝总算看明白了，现在的曾国藩已经不是那个杀伐决断、所向披靡的“曾剃头”

了，真的是有些江郎才尽，难堪朝廷之倚重。

同年十一月初六日，曾国藩接到上谕，“曾国藩著回两江总督本任，暂缓来京陛见。

江苏巡抚李鸿章著授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

[38]

曾国藩以“病体不能胜任”

为由，上奏同治帝拒回本任。

曾国藩的理由有两条。

一是病体未愈。

曾国藩说，两江总督“公牍之烦，数倍于军营。

而疆吏统辖文武，尤以接见僚属为要义。

臣精力日衰，用心久则汗出，说话多则舌蹇。

不能多见宾客，不能多阅文牍”

[39]。

一句话，就是身体不顶硬了。

二是怕别人说闲话。

曾国藩说，自己平日里教导属下要“每以坚忍尽忠未法，以畏难取巧为戒”

[40]。

如果现在自己因病离开军营，离开凶险万丈的前线而回金陵衙署享清福的话，那么就与自己说过的话自相矛盾，“迹涉取巧”

，“不特畏请议之交讥，亦恐为部下所耻笑”

[41]。

基于上述原因，曾国藩说，我既考虑了我的身体情况，也考虑了“大义”

，认为只要能减轻负担就可以了，而回两江总督之任则不可以。

所以，曾国藩只请求开缺，而不离开军营，仍留在军营效力。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得更直白：“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

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

余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

[42]

同治帝劝说曾国藩“不必以避就逸为嫌，致多顾虑”

，“惟两江总督责任綦重”

，还要供给“剿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