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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芋很烫手但不能扔（第4页）

以图“保全前此之美质，挽回后日之令名”

。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的这份安民告示有理有据，讲得很客观也很明白，但其“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

的思想，却触到了天津民众的肺管子，激起普遍的愤怒。

这一下，曾国藩算是捅了马蜂窝，天津民众遂把对崇厚的怨恨与愤怒，统统转嫁到曾国藩的头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没有闲心管别的，一心要找出真凭实据，以求尽速结案。

可是调查的结果令曾国藩非常失望。

不仅“挖眼剖心”

之事没有查到证据，就连拐匪王三也是个市井无赖，供词反复无常，不能定案。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暂予缓讯”

，作为与洋人的“转圜之地”

，只饬令缉拿天津滋事的人员。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在京师上层中又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讥议纷然起矣”

。

内部“讥议纷然”

，外部的压力也接踵而来。

先是法国通过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谴责清政府“未能极力弹压”

，要求“立拿凶犯正法”

。

接着，英国人、美国人也找上门来，喳喳呼呼地兴师问罪。

这时，有一个叫宋晋的内阁学士上奏皇上，说和平的局面固然应该保全，但民心也不可“稍失”

。

请皇上下令布置军队，同时“婉谕各国”

，作为解除条约束缚的途径。

同治帝也拿不准主意，只能命曾国藩“酌量办理，据实奏闻”

。

曾国藩回复总理衙门，用事实证明，说洋人挖眼剖心纯属诬告。

法国对清政府的态度和处理结果大为光火，法国公使罗淑亚亲自来到天津问罪，又要求赔偿损失、又要惩办地方官员，气焰十分嚣张。

曾国藩也没客气，据理力争，对罗淑亚提出的非分要求，更是“峻词拒之”

。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与崇厚会奏天津教案调查的结果。

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介绍了整个案件由发生、发展到最终酿成巨案的全过程，对各种疑问逐一做出了解答，并提出处理有关当事人的意见。

曾国藩的结论，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此案系因谣而生，因激而演，因怒而变。

至此，此案真相已明，本该大白于天下了，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教案的态度、结论和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意见，竟然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引来一片诟骂之声，并最终弄得身败名裂，狼狈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