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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宫回京（第2页）

现八国联军，已将来华，携带大炮无算，不知中国何以御之？但有十万洋兵，即得京师易如反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往热河，而今日尚无胜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

若俟之彼时，乃欲议和，恐今日之事非甲午之比。

盖其时日本之伊藤，犹愿接待中国议和之使。

若今日任用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之中，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臣思及此，深为寒心。

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

历览前史，汉之亡，非以张角黄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匪，倚以御敌乎？

臣年已八十，死期将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故敢贡其赣直，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大营。

臣奉谕速即北上，虽病体支离，仍力疾冒暑颛行。

但臣读寄谕，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不胜忧虑。

臣现无一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随机应付。

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

这份奏折直言劝谏，西太后审阅之后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8月12至13日，西太后在怀来就下达谕旨，第一次向全国通告，非常明显地说要调和策略，并以此作为之后回京城的基础。

并且，西太后也有先见之明，她清楚联军里边有相互猜忌的现实，出现争执是难免的事情，因此，返回北京肯定就会成功。

8月19日，西太后的一份谕旨里提及拳匪围攻使馆的原因，都是教民和非教民平日积怨太深，最终致动乱爆发。

谕旨中还说，列强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剿灭拳匪，尽管没有疑义，可内含赞颂侵略的意思，不顾及友谊，实在让人感到伤悲。

还说，中国政府在动乱时期，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保证驻京城外国人的生命安全，可列强在这一点不仅不予理解，居然还采用这样的手段来感谢我们，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中国朝廷，往往听信一些无稽之谈，因此才出现那样的谕旨，若非外交使团具备往日的阅历，对中国国情深有研究，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言辞，居然能出自西太后的手笔。

不过，这份谕旨也并非一无是处，原因是俄国当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文书，为中国朝廷解脱，正如西太后所说的那样。

之前那封谕旨在结尾，指令荣禄、徐桐、崇绮一些大臣留在京城准备议和。

不过，西太后提及与外国将领交涉，感觉他们有获胜的意思，肯定难以让协议条框折中，可以考虑直接向各国外交部，或直接与上海总领事商量，希望能有和平的空间。

西太后非常聪慧，她清楚此时在北京很难进入谈判的状态，假如能够直接向各国外交部或者上海总领事去电，有些事可以遮掩过去，这些人要比从北京虎口逃出来的洋人更容易打交道。

第二天，西太后又下达一份谕旨，言辞和之前大为不同，朝廷承认了错误，以此想触动众人的怜悯，也想以此作为劝勉。

谕旨这样说：“涤虑洗心，匡予不逮，朕虽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

观其全文，极为诚恳，自己承认国人遭受的祸害，都是朝廷没有处理好的缘故。

谕旨里还训示了百官：“乱事发生之源，皆由内外百官酣嬉怠情，不知振作，此等锢习速宜除拔。”

谕旨中自述朝廷的一些族人，说：“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弛其责备耶！

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

如此一来，改革的策略已经明谕天下人民。

另外，还指令京外的官员即刻赶往西安的行宫，准备迅速推行改革的新兴政策，还奖励和感谢长江流域的一些督抚能维持东南、恪守天悦的和善政策。

对于教民，西太后再次重申要予以保护。

谕旨中还不时提及庆亲王一些人奏议和的情景和列强的形态，从中可以发现和平的目的已经达到。

9月上旬，各个省份的督抚联名上奏，恳请西太后和朝廷回到北京。

假如当时的八国联军有用暴力手段抗击西太后的言辞，那这样的联名上奏不会出现。

当时，关于都城的事情议论非常多，还为此起了不少的争执，各个省份联名上奏，让袁世凯起草奏本，再交给刘坤一，刘坤一再发往各个省份。

奏本说：“奉党诸人之罪，其祸中于国家甚酷。

今幸和议已开，困难已过，亟宜宣布回銮以定人心”

，还说“臣等闻朝廷由太原往西安，实深悲痛……”

奏本的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