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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迁徙（第1页）

§学术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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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

，国民党第29路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

8月的一天，中研院突然接到通知：“现在情势紧急，鸡鸣寺全部被南京防空司令部征用。

限各所三日内全部迁移，过时则不准出入。”

中国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学术大迁徙”

开始了！

地质研究所在李四光带领下，花了三天三夜工夫，把仪器、书籍和标本，装箱运往庐山。

在山上的芦林和山麓姑塘镇，李四光分设了办事处，地质研究工作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

12月13日，南京沦陷，蒋介石曾扬言要死守首都，结果不到6天就逃之夭夭。

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先行转移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实际上的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在武汉也待不住了，整体开始迁至重庆，中研院奉命随政府内迁。

代院长朱家骅要各所立刻迁往重庆，不去重庆就停发经费，搬迁事宜也概不负责。

战云密布，时代动乱，地质研究所往哪儿迁呢？李四光周密盘算着。

事实上，自“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华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北京知识界在国难临头热议为国家尽力做事的聚会中，李四光曾热心参加以胡适和丁文江为核心的议政活动。

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说：“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来参加讨论。”

可见，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此时已不局限于地质学方面的联系了。

李四光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还预料到战争爆发后，要长期保住沿海及滨江重镇恐难办到，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应在内地，应该早到内地去做准备工作。

于是，李四光同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商量，拟在广西大学内设立一个科学实验馆，招纳技术人才，从事种种战时必需的物资器材的研究。

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的赞许，李四光很高兴，跃跃欲试，恨不得早日到桂林来大展鸿图。

但议论未定，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

另外，李四光作为局外人，他意识到1936年蒋介石虽然平息了“两广事变”

，但李蒋之间矛盾重重，依然如故。

李四光原本就不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若是到广西去，离蒋介石远点，就可以摆脱一些蒋的控制，放心做点儿有利于抗战的事。

基于上述两方面考虑，李四光决定把地质研究所迁往桂林。

巧得很，他的好友、物理学家兼戏剧创作家丁燮林也决定把他领导的物理研究所迁到桂林。

两人商议后，亮出一个公开理由：重庆机关太多，广西文化落后，迁几个学术机关去会有些好处。

朱家骅没有明确允许，但也没有公开反对。

作为北大老同事，他和李四光的私交还是不错的。

何况，这个理由如此充分。

1938年11月下旬，在李四光的带领下，地质研究所雇了两条木船溯江西上，向桂林进发。

因交通不便，暂时只能运走必用之物，很多图书和标本只好寄存在南京。

时值严冬，江上寒风刺骨，过黄冈，经武汉，入洞庭，到长沙，沿湘江，奔衡阳，兵荒马乱中的颠沛流离谈何容易，一路艰辛自不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