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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6章 五等分的商鞅（第5页）

他本身是“霸王道杂之”

的践行者，既用儒术装饰门面、统一思想，又行法家之术加强集权、聚敛财富、开拓疆土。

商鞅变法，对他而言，更像是一面极端却清晰的镜子，映照出法家手段所能达到的强效与所带来的隐患。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

刘彻最终道，“商鞅变法，乃特定时势下之特殊产物。

其强国之术，确有可参详之处，尤以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富国强兵为要。

然其摒弃教化、专任刑法，确非长久之道。

我大汉，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外儒内法，礼法并用，方为正途。

传旨，将商鞅变法之得失，令博士官详加论辩，记录在案，以为后世治国者鉴。

尤要使太子及诸皇子知晓，为政不可一味仁弱，亦不可专尚严酷，需知权衡变通。”

唐，贞观朝。

李世民与群臣观看天幕，气氛颇为严肃。

经历了隋末动荡，又开创了“贞观之治”

，唐朝君臣对于“治国之道”

有着更为成熟和多元的思考。

“商君变法，真可谓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李世民感叹道，“其魄力与成效，令人惊叹。

若非如此彻底之变革，秦国恐难脱西陲僻陋之境。

其‘废井田，开阡陌’，解放民力，发展生产；‘奖励军功’，打破贵族垄断，激发尚武精神；‘推行县制’，加强中央掌控，此等举措，确为强国之基。”

房玄龄道：“陛下，商鞅之能，在于洞察时弊，并敢于以铁腕破旧立新。

其法条清晰，赏罚分明，尤重实效，能使举国之力聚焦于耕战二事，短期内收效极巨。

此等‘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思路，于国家危弱、亟需振作之时，或有其借鉴价值。”

杜如晦则更关注其弊端：“然其法太过严苛，弃教化而任刑罚，‘弃灰于道者黥’，连坐酷烈，动辄刑杀，使民畏法如虎，而非敬法知礼。

此乃以民为工具，非以民为本。

秦统一后，将此极端战时法制推至天下，不施仁义，终致民怨沸腾，土崩瓦解。

此乃前车之鉴，我朝当深以为戒。”

魏征肃然道：“陛下，商鞅之术，可救一时之急，难成百年之安。

治国之道，在德不在刑，在教化不在威慑。

太宗皇帝以仁德化民，轻徭薄赋，任贤纳谏，方有今日四海升平、万国来朝之盛况。

若效商鞅，徒以严刑峻法驱民，纵可强兵足食于一时，然民心离散，根基不稳，一旦有变，祸不旋踵。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此乃万世不易之真理。”

李世民颔首：“玄成之言，深得朕心。

商鞅变法，如同猛药，可治沉疴，然药性酷烈，伤及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