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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6章 五等分的商鞅（第6页）

我大唐立国，当以隋亡为鉴，以秦亡为镜。

需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法制不可废，然须简约公正；刑罚不可弛，然须慎用；富国强兵乃要务，然须与民休息，施以教化，使百姓安居乐业，心向朝廷。

商鞅之法中，如统一度量、健全县制等具体行政措施，可择优而用；但其极端严酷、摒弃教化的核心思想，则绝不可取。

将此番议论，载于史册，令后世执政者明辨之。”

宋，汴梁。

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赵匡义等人，对商鞅变法的看法，受其“重文抑武”

、“与士大夫治天下”

的国策影响，批判多于肯定。

赵匡胤皱眉道：“这商鞅，行事也太过酷烈。

连坐之法，使邻里相疑；刑戮过重，有伤天和；焚烧诗书，更是断绝文脉。

秦虽借此强盛，然其国祚之短，暴政之名，皆源于此。

可见治国，不可专恃严刑峻法。”

赵普道：“陛下圣明。

商鞅之法，乃极端功利之术，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唯一目标，将百姓视为耕战工具，无视其教化与福祉。

此等治国理念，与我朝‘仁厚立国’、‘重文教’之策截然相反。

我朝强干弱枝，收兵权，重科举，兴文教，虽武功或不及汉唐，然文化昌明，社会安定，士民安乐，此乃长治久安之象。

商鞅之术，实不可效法。”

赵匡义也道：“皇兄，商鞅变法成功，亦有其特定环境。

秦国僻处西戎，文化落后，旧贵族势力相对东方六国为弱，故能强行推行。

若在中原文物繁盛之地，如此激进酷烈之变法，必然激起剧烈反抗，难以成功。

我朝立国基础，在于赢得士大夫之心，若行商鞅之法，无异于自毁长城。”

赵匡胤点头称是：“不错。

打天下或需霸道，治天下还需王道。

商鞅是打天下、强兵争霸之才，非治天下、安百姓之臣。

我大宋，当以仁孝治天下，以宽厚待臣民。

商鞅之事，可作史鉴，知其厉害，更坚定我朝现行国策。

传于史馆，评述商鞅变法，当着重批判其严酷寡恩，彰显仁政之可贵。”

，！

明，南京（应天府）。

朱元璋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和务实。

他出身底层，深知民间疾苦，也深恶贪官污吏、豪强不法。

同时，他又是开国雄主，需要强有力的手段巩固统治、恢复生产、震慑宵小。

“商鞅这小子，手段是狠了点，但有些法子，确实管用！”

朱元璋摸着下巴，看着光幕上“奖励耕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