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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9章 历史忘本第一人（第5页）

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或许会鄙夷那些为忽必烈效力的“汉军”

，但也会更加认识到异族政权内部的复杂矛盾，思考利用之策。

-儒家士大夫阶层：遍布各朝的儒家学者，对此事的评价呈现两极。

一部分强调“华夷之辨”

的士人，会严厉谴责忽必烈是“以夷乱夷”

，但其使用汉军的行为，又让他们感到一种诡异的“文化胜利”

，认为这证明了华夏文明与力量的吸引力。

另一部分更务实的士人，则可能从中看到超越族群的“天下”

秩序构建的艰难，以及政治现实主义往往凌驾于文化伦理之上的冷酷事实。

他们会围绕“忠君”

与“华夷”

、“事功”

与“气节”

展开激烈辩论。

-民间百姓：普通汉地百姓，对忽必烈“带领汉军打蒙古人”

这件事，直观感受是“狗咬狗，一嘴毛”

，或是“胡人杀胡人，活该”

。

少数有识者或亲身经历战乱的，则会痛心于无论谁打谁，最终受苦的都是底层士卒和百姓。

而“焚烧圣地”

一事，在重视祖先祭祀的汉族百姓看来，也是极为缺德的行为，无论烧的是谁的圣地。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忽必烈在汉地民间可能存在的“贤明”

形象（如果存在的话）。

天幕引发的直接历史时空连锁反应：-元朝内部（忽必烈时期）：-蒙古勋贵离心倾向加剧：尽管表面无人敢言，但天幕指控无疑在众多蒙古贵族心中埋下了刺。

那些本就对忽必烈过度汉化、重用汉人色目不满的守旧派，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与道德上的武器。

私下串联、抱怨、消极应付的情况可能增加。

忽必烈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安抚蒙古本部，可能采取一些如增加赏赐、强调草原旧俗、举行传统祭祀等措施来补救，但裂痕已难以完全弥合。

-汉人官僚处境微妙：汉臣们更加如履薄冰。

他们既担心因天幕强调的“汉军”

角色而遭到蒙古人的猜忌和排斥，又必须更加卖力地表现忠诚，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无害。

一些人可能会主动上疏，避谈汉军功绩，强调忽必烈“天命所归”

、“华夷一体”

的理论。

阿合马等色目官员可能趁机进言，进一步排挤汉官，争夺权力。

-忽必烈本人的调整：忽必烈在震怒之后，势必进行一系列政策宣示和自我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