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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喃喃道,手指无意识地在空中比划,仿佛在构思新的画作题材,“若是能将这后世祭祀的混乱场面,各色服饰杂陈,绘成一幅《末世祭礼图》,倒也别有意味,足以警醒后人……嗯,只是这主题,未免太过颓丧,有伤雅致。”
他对“资本”
操控之类的分析,更是左耳进右耳出,觉得那是俗不可耐的“阿堵物”
之事,与他这艺术天子何干?在他心中,大宋文采风流,衣冠文物鼎盛,哪有后世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即便有,也是后世子孙不肖,与他这“道君皇帝”
的“宣和盛世”
无关。
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从这些光怪陆离的描述中,汲取一点绘画或设计上的灵感。
而在黄州,苏轼的悲叹,指向了文明内在精神的失落。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苏轼望着江水,神色萧索,“衣冠,礼之文也;祭祀,礼之实也。
后世祭祀黄帝,竟至衣冠错乱,文实皆失,此非仅礼仪之崩,实乃敬天法祖之心已死,慎终追远之诚已泯。
心中无黄帝,无华夏,则所着何衣,皆为虚文;所行何礼,皆是演戏。
纵然身着汉家古服,而心慕胡俗,魂萦洋风,与身着胡服洋装何异?”
“其所谓‘资本’操控,亦是乘虚而入。
若华夏子弟人人皆以炎黄为荣,以衣冠为美,以礼仪为纲,则外来之资本势力,纵有金山银海,又何以动摇分毫?可悲者,乃其自身先失了这‘心’,这‘魂’,故而外邪易侵,丑态毕现。
祭坛之上,非服饰之乱,乃人心之乱,魂魄之散也。
可叹!
可叹!”
苏轼的批判,超越了具体服饰和礼仪形式,直指内心对文明传统的真诚认同与敬畏。
他认为,真正的危机在于内在精神的失落,使得外在形式无论怎样,都失去了意义。
这体现了他作为文人士大夫对文明精神层面的深刻关切。
而在另一个时空,辛弃疾的怒火,在极致的暴怒后,化为了一种更加冷硬和彻底的文化宣战誓言。
“贼子!
奴才!
数典忘祖的败类!
!”
辛弃疾须发戟张,目射,“身着建奴之服祭黄帝,已是奇耻大辱!
竟还敢让倭寇、西洋之衣玷污祖庭?此等行径,人神共愤,天地不容!
若我辛弃疾在,必斩尽那些主事之人,焚尽那些污秽之服,以黄帝之名,清祀坛,正衣冠,雪此亘古未闻之耻!”
他将这场乱象完全归咎于清朝统治遗留的毒害和外部势力的侵蚀:“必是建奴窃据神器二百年,剃发易服,摧折华夏衣冠礼乐之根,致使后世子孙忘了根本,乱了血脉!
加之西洋东瀛,趁我之衰,以银钱邪说蛊惑人心,方有今日之怪现状!
可见胡虏之祸,流毒深远;夷狄之谋,无孔不入!”
“凡我汉家热血儿郎,当以此为大戒!
复兴华夏,非仅疆土,更在衣冠,在礼乐,在魂魄!
日后若见汉家衣冠重现祭祀,方是真正光复之始!
若见有人敢着胡服洋装祭拜炎黄,无论何人,皆可视之为华夏之敌,共诛之!
这衣冠之争,便是道统之争,存亡之争!
绝无妥协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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