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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3章 应变（第2页）

这可能是材料在特定温度-应变率下发生了某种相变或动态再结晶，我们的模型里完全没有这部分物理。”

“这说明我们的模型太简单了，”

陈启元看了初步分析报告后说，“也说明赵师傅他们的经验，捕捉到了一些我们仪器和数据尚未能精确定量的关键状态。

我们需要把‘人’的经验，尽可能地用数据语言描述出来，哪怕一开始只是定性的判断规则。”

第一次实物试验，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精准模型，却无比清晰地揭示了从“理想参数”

到“真实工况”

之间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人”

的隐性知识在弥补这种不确定性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秦念在听取汇报后，指示：“不要怕数据乱，不要怕模型不准。

把这些混乱、矛盾、不确定的过程和数据，完整记录下来，形成案例。

这就是我们现阶段最真实的‘知识’。

下一步，不是追求更复杂的模型，而是基于这些真实数据，和沈飞的老师傅一起，提炼出几条最关键的、可操作的‘加工状态识别与调整规则’，先让系统能‘听懂’老师傅的判断，再慢慢让数据去解释为什么。”

就在研究院内部与“不确定”

和“隐性知识”

艰难搏斗时，外部环境的“应变”

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到来。

首先是意大利菲迪亚的合作谈判，在经历了关于“合规协议”

的激烈拉锯后，突然出现了转机。

意方谈判代表私下向中方透露，其公司董事会内部对亚洲市场战略存在分歧，一部分股东认为过度苛刻的限制条款会扼杀合作前景，主张在确保基本合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策略。

同时，意方“恰好”

获悉，一家日本数控系统公司也在积极接触中国市场。

多重压力下，菲迪亚方面修改了协议附件，大幅删减了单方面审计权等敏感条款，将限制范围聚焦于明确的两用物项清单，并同意建立双方技术专家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来处理具体合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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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让步了，”

陆野向秦念汇报时分析，“但让步的前提是，他们判断中国市场的潜力和我们坚持底线的态度，超过了完全追随美国政治压力的风险。

这也可能跟近期欧美之间在部分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微妙分歧有关。”

“机会稍纵即逝。”

秦念果断决策，“通知谈判小组，在对方修改后的文本基础上，抓紧敲定技术转让与合作开发的具体范围、时间表和知识产权安排。

原则是：利用窗口期，拿到我们能消化、能借鉴的实质性技术内容，特别是开放式架构的设计理念和接口定义。

至于未来的市场，用开放的态度去竞争，我们有本土优势。”

几乎与此同时，吴思远那边关于亚琛工业大学合作的事宜，却陷入了另一种“应变”

的僵局。

格鲁伯教授热情的回信收到了，他再次表达了合作意愿，并寄来了一些非核心的预印本资料。

然而，当吴思远通过正式渠道向学校和国家留学基金委提出派遣访问学者的申请时，流程却在德方接收单位资质审核和外方邀请函的“最终确认”

环节被莫名延迟。

有非正式消息传来，德方相关部门对接收来自中国“敏感机构”

的学者参与“敏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