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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偃武修文 尊儒崇经（第1页）

第十三章偃武修文尊儒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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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毕生的事业，前有以武拨乱之功，后有“偃武修文”

之盛。

贞观之初，魏徵曾经建议：“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唐太宗欣然采纳，推行数年，成效显著。

所谓“修文”

，主要是指尊崇儒术，兼隆佛道，兴办学校，制礼作乐，广收图籍，编纂史书等。

这些文治措施，对巩固唐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重要作用。

自汉武帝以来，经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历代帝王无不悉心倡导，唐太宗自然也不例外。

由于唐王朝是统一强盛的封建国家，尊儒崇经也就带有统一时代的特征。

唐太宗以重要的组织者身份，设馆礼贤下士，指示加强经籍的整理与注疏工作，促进了唐初经学的发展。

李渊、李世民父子出身关陇集团的将门，对于儒学原是不甚熟悉的。

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地提倡起周、孔之道来了。

武德二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博求其后。

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

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

及至太宗即位，又就如何估价与发挥周、孔之道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有一次，唐太宗说：“周孔儒教非乱代之所行，商韩刑法实清平之秕政。

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也。”

魏徵接着指出，商鞅、韩非那一套“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

治天下要靠儒家的“王道”

，这是贞观君臣们的共同结论。

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特地声明：“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同年九月，君臣论治，王珪批评了“近代重武轻儒”

的倾向，认为汉朝宰相无不精通一经，以经术致治，“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

唐太宗听了，“深然其言”

。

君臣们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儒学自有它的妙用。

《旧唐书·儒学传》序云：“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

这就揭示了尊儒崇经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君臣贵贱那一套封建等级制度。

正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贞观二年，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又以颜回为先师，按照旧典仪式，两边陈放“俎豆干戚”

，加以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