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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李治（第3页）

唐太宗权衡利弊，强行压抑自己的矛盾心理，“涕泗交下曰：‘我不能。”

不久，唐太宗御两仪殿朝见群臣，等百官尽退，独留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劫议立太子。

情绪异常激动，顾谓三人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谬。

三子者，承乾谋反、泰、治争立；一弟者元昌赐死，为此感到痛心。”

说着，他“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长孙无忌急忙趋前扶住，夺刀递给李治。

这一行动再次显示了长孙无忌坚持立李治的态度。

唐太宗不得不第一次喊出：“我欲立晋王”

的呼声，长孙无忌马上抓住此话，宣告：“谨奉诏。

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唐太宗还在犹豫，推说：“未知物论何如?”

长孙无忌以“召问百僚，必无异辞”

打消他的犹豫，又以“臣负陛下万死”

，发誓以死辅佐李治，才使唐太宗“建立遂定”

。

懦弱的李治被立为太子，并非出于太宗的一厢情愿，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促成的。

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汝舅许汝，宜拜谢。”

李治为人仁弱，唐太宗早已窥破。

对其没有类己的英武果断作风，很不满意。

尽管已经立了李治，思想上仍有反复，曾一度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

李恪是太宗第三子，年龄稍大于李泰。

贞观十年徙封吴王。

唐太宗看中李恪，主要原因是李恪“有文武才”

，当然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

唐太宗被败亡吓住了，只得屈从。

在李治立嫡前后，长孙无忌为什么有回天之力，能改变太宗的立嫡意向呢?一个原因是唐太宗素来强调君臣共治，他一向颇为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见。

君臣一体、共理天下的思想约束了他的独断独行。

另一个原因是贞观后期的权力中心转移到元老重臣手里。

魏徵死后，政治动议权转到褚遂良手里；政治决策权转到长孙无忌手里。

为什么会发生权力的转移呢?这是由废立太子的党争引起的。

唐太宗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刺激，十分注意防范大臣，特别是功臣的朋党之争。

房玄龄因子参与李泰谋嫡之故，遭到太宗猜忌。

据记载，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

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惰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