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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2页）

称臣纳贡当然是一大耻辱，唐封建统治者与封建史家无不讳莫如深。

然而，在得意忘形之余，也会泄露天机的。

贞观四年李靖大破颉利，唐太宗闻讯喜形于色，对近臣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

。

“国家草创”

，则无国力以御强敌，这是“称臣于突厥”

的主要原因，至于“以百姓之故”

，当属溢美之词。

其实，唐太宗指出乃父“称臣于突厥”

，而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是不公平的。

据有的学者考证：“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

，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李世民主谋称臣，可见，他与突厥可汗的密切关系，而他多次借兵突厥，组成胡汉联军，正是这一密切关系的反证。

晋阳起兵前夕，他通过心腹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借到二千突厥骑兵，组成了反隋主力。

这支骑兵可能是由颉利、突利率领的。

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当面指责颉利、突利叔侄连兵入扰时，曾说：“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按：应为叔侄）并亲从我”

一语可证。

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受诏讨伐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

“与官军会”

，就是与秦王军队会师，可见，李世民与处罗可汗的关系也很密切。

此外，他还与未即位前的颉利可汗也有交情：“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属于突厥。

（宇文）歆又说颉利遣长逊入朝，以五原地归于我。

颉利并从之，因发突厥兵及长逊之众，并会于太宗军所。”

颉利愿还五原之地与张长逊部众归唐，除了唐高祖“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

之外，恐怕还与李世民的特殊关系有关，否则颉利不会发突厥兵与李世民会师。

可见，李世民也向颉利借过兵。

以上史实说明，唐初李世民比乃父高祖同突厥的关系密切得多。

他屈辱借兵，必受制于人，难免称臣。

究其原因，除了斗争的策略性之外，还与唐初国力不足有关。

圈州对阵。

颉利可汗即位之后，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唐高祖不胜其扰。

武德六年统一战争结束，颉利不愿相邻的中原地区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唐王朝；而唐王朝统一之后国力虽然比前强大，然而还不足以引兵抗衡，因而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武德七年，颉利、突利率众进攻原州（今宁夏固原县），旋又南上，入扰朔州（今山西朔县）、忻州（今山西忻县），李世民奉命抵御。

由于关中暴雨成灾，粮道不通，李世民与诸将颇以食尽为忧，只得屯兵豳州（今陕西邠县）待粮。

颉利、突利指挥万余骑兵居高列阵，唐军气丧。

李世民深知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只能智退。

于是他亲率百骑奔驰敌阵，义正词严地指责颉利背约入扰，勇气凛然地面召颉利单独决战，还声称对方若倾兵而来，他就毫不畏惧地以百骑抵御。